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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使用的钟表，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中有个别的也有使用钟表，只是他们不会用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最多就是定期去将钟表清洗一下，以保证它的正常运转。普通人知道时间的方法，则是通过太阳的高度。他们把太阳说成是一竿子高、两竿子高，或者几竿子高。要是碰到阴雨天，他们就根据猫的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获取时间的信息，其实，就日常生活而言，这已经够准确了。看戏还不是最繁琐的，在外国人看来，出席中国人的酒宴才是最可怕的，酒宴的持续时间简直长到无休止。酒菜的数量非常多，花样也是层出不穷，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但凡经历这种酒宴的外国人，通常都会觉得恐怖和手足无措。而中国人会认为，这种招待的时间应该更长。中国人有一句最耐人寻味的格言，“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被诱入圈套出席这种酒宴的野蛮人最后只会感叹，这一原本能够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这种场合之中也显得那么脆弱无力。上学的时候，他总是一天到晚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可以休息一下。另外，学生和先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学习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并且每一关都很难。虽然大多数考生对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也极为反感，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种检验人的知识才能的考试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再度合作的欲望。这些中国人来得晚，走得早，中途还总是停下来去喝茶。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的时候，完全不懂得时间的宝贵，甚至连他们的意识里都没有珍惜时间的观念。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说，完全不知所云，并且他们也不会说要离开。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不管待了多久，他肯定会对自己的这一格言做出实质性的修改的。当他经历了类似上述事情，他一定会效仿另一位忙碌的牧师，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挂在他的书房里。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不过，情况常常 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 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 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有钱的中国人如果很不幸地要办喜事，邻居们有时会前来拜访，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贺礼，比如为刚出生的男孩买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感谢——设宴永远是中国人固定不变的回报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是一个对中国的事情最为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的准确：“吃自己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人还经常不得不摆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尽管心中十分的不悦，却不能表露出来，否则就会失去“面子”，而“面子”要比那被人吃掉的食物贵重得多。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个充满智慧的警句体现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脚步轻轻地走路，也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感到很不合适的场合，中国人也始终是沉默寡言的。一点儿极小的火星也会燃起一起燎原大火，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明白。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有话讲清楚，事后不反悔。”这是中国人的一句很有道理的格言。然而有些时候，在人们绞尽脑汁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之后，误会仍然会发生。无论人们如何小心谨慎地对待各种协议，钱的问题给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所造成的麻烦之多，可能还是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单独的问题。你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不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在这一点上都很少有区别。每个中国人都天生具有利用误解的本能。他们善于发现这些误解，并立即加以利用，就像一月的北风能够发现门上的一道缝隙，就像河水能够发现船上的一个窟窿。在某些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使中国人的这种天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正如古代波斯人大多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这两种技能一样，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一种诚实可信、做事公开的天性，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是如此。中国人注意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种本质，就像提图斯当政时的罗马人发现了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即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犹太人每逢周日都会暂停一切军事行动，罗马人利用了犹太人这个奇异的习俗，同样，中国人也利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种奇异的性格。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在帝国最为常用的启蒙教材《三字经》里，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惰。”尽管将这一格言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也要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天资。不过一般来说，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老师千方百计想让他掌握写应试八股文的秘诀，他没做到。于是这个学生出门时头破血流，那情形就像是遭遇了一场街头群殴。学生们经常挨气急败坏的老师的骂，那是寻常之事。另外，不幸受了老师惩罚的孩子，会令母亲感到极其丟脸。回家后，他还会遭到母亲的痛打。不难想象，这些稍微为自己孩子一点小问题就大打出手的母亲们，在遇到特别强烈的刺激后，一定也会更残酷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他们的刑法制度。根据帝国的法典的查验很难确定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很多有悖于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风俗的认可与支持。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普通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与这个黑奴对古老格言的解释有着相似之处。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他认为，“我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如果他真的能想到政府，大约也是这样认为的，“政府已经足够悠久，又强大无比，没有我的帮助，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用不着我们去操心。”另一方面，政府尽管是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作为全家的家长照顾他的家庭。一般说来，若不是危急存亡，政府是不会为臣姓着想的。而由于事先什么准备都没有，事情发生后，就必须做得更多。百姓清楚地明白，政府努力减轻诸如洪水泛滥灾害中损失，目的只是为了保证税收不受损失，而老百姓自己努力预防这类的灾害，则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百姓们深信，若是让政府来办理这类事，反而要给自己增加大量的苛捐杂税。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诗经》上有一句也许是农夫所说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先至公田，尔后再及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周朝兴盛时期以及更悠远的年代，或许确实有这样的立场，但是现在是肯定不会有农夫或其他什么人祈求老天“先”降雨到“公田”了。我们常常被告之，中国实质上是采取家长制的统治方式，要求其臣民像子女一般服从于统治。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句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可他并没有正确理解其含义，而把它改成：“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他自己！”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①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问一个中国人问题，如果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话，那么只会令他惊讶。他没有心理准备，不懂也不想懂你的想法。对于你的问题和想法，他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适应，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就像架在已经腐朽炮架上那门生了锈的炮，瞄准前先要花费精力调整方向，而最终还是打不响。 比如说，你问他：“你多大了？”他会很茫然地看着你：“你在问我吗？”你说：“是的，我是在问你。”确定了你真的在问他，又问：“是问多大岁数了吗？”你点头：“是的，是问多大岁数了。”他再一次调整注意点，又确认道：“是问我有多大岁数了吗？”你说：“没错，是问你多大岁数了。”直到这时，他的炮才正常运转，对准了目标，告诉你：“58！” 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是中国人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譬如，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在面包里为什么不放些盐？”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在面包里从来不放盐。”“你们的冷冻食品都很好吃，为什么冬天就吃不到了呢？”“没错，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 有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但是，如果他曾居住在中国，他的格言可能就会变成：“试图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在自寻烦恼。”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还有一个普遍性的习惯，那就是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不去追究其中的原委，这也是证明其智力混沌的一个突出例子。……曾有一位拉丁诗人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假如这位诗人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我想他一定会把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总是要倒霉的。”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所罗门说过一句经济学格言，即勤劳的手可以致富。如果他的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之一。毫无疑问，他们会兴旺起来的，如果他们能在各种美德间谋得平衡。比如，他们显然缺乏那些可以被称为“恒久美德”的诸多基本素质，而这些基本素质的缺失倒像是“恒久的”。无论如何，当诚信与忠实这样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占据了理应占据的位置，那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勤劳就将赢得圆满的回报。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
我们经常使用的钟表，他们闻所未闻。他们中有个别的也有使用钟表，只是他们不会用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时间，最多就是定期去将钟表清洗一下，以保证它的正常运转。普通人知道时间的方法，则是通过太阳的高度。他们把太阳说成是一竿子高、两竿子高，或者几竿子高。要是碰到阴雨天，他们就根据猫的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获取时间的信息，其实，就日常生活而言，这已经够准确了。看戏还不是最繁琐的，在外国人看来，出席中国人的酒宴才是最可怕的，酒宴的持续时间简直长到无休止。酒菜的数量非常多，花样也是层出不穷，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但凡经历这种酒宴的外国人，通常都会觉得恐怖和手足无措。而中国人会认为，这种招待的时间应该更长。中国人有一句最耐人寻味的格言，“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不过，被诱入圈套出席这种酒宴的野蛮人最后只会感叹，这一原本能够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这种场合之中也显得那么脆弱无力。上学的时候，他总是一天到晚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可以休息一下。另外，学生和先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学习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并且每一关都很难。虽然大多数考生对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也极为反感，但是他们仍然相信，这种检验人的知识才能的考试还是具有一定道理的。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再度合作的欲望。这些中国人来得晚，走得早，中途还总是停下来去喝茶。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的时候，完全不懂得时间的宝贵，甚至连他们的意识里都没有珍惜时间的观念。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说，完全不知所云，并且他们也不会说要离开。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不管待了多久，他肯定会对自己的这一格言做出实质性的修改的。当他经历了类似上述事情，他一定会效仿另一位忙碌的牧师，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挂在他的书房里。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不过，情况常常 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 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 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个充满智慧的警句体现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脚步轻轻地走路，也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感到很不合适的场合，中国人也始终是沉默寡言的。一点儿极小的火星也会燃起一起燎原大火，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明白。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有钱的中国人如果很不幸地要办喜事，邻居们有时会前来拜访，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贺礼，比如为刚出生的男孩买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感谢——设宴永远是中国人固定不变的回报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是一个对中国的事情最为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的准确：“吃自己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主人还经常不得不摆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尽管心中十分的不悦，却不能表露出来，否则就会失去“面子”，而“面子”要比那被人吃掉的食物贵重得多。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有位拉丁诗人曾经说过：“能够了解万物之原因的人是幸福的。”倘若这位诗人在中国生活过，他就可能会把他的这句格言修改为：“试图探寻万物之原因的人是不幸的。”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有话讲清楚，事后不反悔。”这是中国人的一句很有道理的格言。然而有些时候，在人们绞尽脑汁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之后，误会仍然会发生。无论人们如何小心谨慎地对待各种协议，钱的问题给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所造成的麻烦之多，可能还是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单独的问题。你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不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在这一点上都很少有区别。每个中国人都天生具有利用误解的本能。他们善于发现这些误解，并立即加以利用，就像一月的北风能够发现门上的一道缝隙，就像河水能够发现船上的一个窟窿。在某些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使中国人的这种天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正如古代波斯人大多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这两种技能一样，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一种诚实可信、做事公开的天性，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是如此。中国人注意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种本质，就像提图斯当政时的罗马人发现了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即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犹太人每逢周日都会暂停一切军事行动，罗马人利用了犹太人这个奇异的习俗，同样，中国人也利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种奇异的性格。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在帝国最为常用的启蒙教材《三字经》里，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惰。”尽管将这一格言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也要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天资。不过一般来说，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老师千方百计想让他掌握写应试八股文的秘诀，他没做到。于是这个学生出门时头破血流，那情形就像是遭遇了一场街头群殴。学生们经常挨气急败坏的老师的骂，那是寻常之事。另外，不幸受了老师惩罚的孩子，会令母亲感到极其丟脸。回家后，他还会遭到母亲的痛打。不难想象，这些稍微为自己孩子一点小问题就大打出手的母亲们，在遇到特别强烈的刺激后，一定也会更残酷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他们的刑法制度。根据帝国的法典的查验很难确定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很多有悖于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风俗的认可与支持。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
普通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与这个黑奴对古老格言的解释有着相似之处。作为一个普通百姓，他认为，“我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如果他真的能想到政府，大约也是这样认为的，“政府已经足够悠久，又强大无比，没有我的帮助，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用不着我们去操心。”另一方面，政府尽管是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作为全家的家长照顾他的家庭。一般说来，若不是危急存亡，政府是不会为臣姓着想的。而由于事先什么准备都没有，事情发生后，就必须做得更多。百姓清楚地明白，政府努力减轻诸如洪水泛滥灾害中损失，目的只是为了保证税收不受损失，而老百姓自己努力预防这类的灾害，则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百姓们深信，若是让政府来办理这类事，反而要给自己增加大量的苛捐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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