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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格言"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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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君子作人不长进，只是不用心，不着力。其所以不用、不着力者，只是不愧不奋，能愧能奋，圣人可至。

——吕坤《呻吟语》

人未有洗面而不闭目，撮红儿不虑手者，此犹爱小体也。人未有过檐滴而不疾走，践泥涂而不揭足者，此直爱衣履耳。七尺之躯顾不如衣履哉？乃沉之滔天情欲之海，拼于焚林暴怒之场，粉身碎体甘心焉而不顾，悲夫！

——吕坤《呻吟语》

奋始怠终，修业之贼；缓前急后，应事之贼也；躁心浮气，畜德之贼也；疾言厉色，处众之贼也。名心胜者必作伪。时时体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

——吕坤《呻吟语》

无论动机如何自我呈现的成败在于呈现给世界的形象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确切地说，只有自我呈现才能敞开伪善和伪装之路，而区分伪装和假装与实在和真实的唯一方式，就是前者无法持久和保持一致。……实际上，鉴别伪君子的最好方式，依旧是苏格拉底的古老格言，即“如果你想要显现的那样存在”，这就是说永远要像你希望向他人显现的那样显现，哪怕你一人独处只向自己显现。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不幸的是，与格言警句中所谓思想家远离现实也能保持独立本色的说法相反，在专制条件下，没有哪种人类能力比思想更易受伤害，实际上在专制下，行动要比思考容易得多。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思想一直被错误地假定为只属于少数人(我敢断定这些人不会在我们时代就变得更少)。或许这种状况对于世界的未来无关紧要，亦或紧要程度有限；但对于人类的未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对积极生活内的每种活动来说，除了经验的活跃程度之外没有其他的检验方式，除了纯粹活动性的程度之外没有其他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思考本身也许在活跃性方面超越了积极生活内的所有活动。任何对此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加图(Cato)的话是多么正确：“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为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Numquam se plus agere quam nihil cum ageret, numquam minus solum esse quam cum solus esset)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众所周知，古典作家们认为朋友对于人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支持这一看法时，他们很少会考虑我们在不幸时需要朋友帮助这一点，相反，他们宁可认为，除非有朋友来和我们分享快乐，不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幸福或好运可言。当然，古代也有像“患难方知真朋友”这样的格言；然而，那些无须这种证明就被我们视为真朋友的人，才常常是我们不用掩饰就可以与之同喜悦、共欢颜的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对这一叙述活动感到亲近，因为我们同样有回忆自己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其中我们将这些事件与我们自身和他人关联起来。因此，我们经常会产生出“诗意”，在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是一种人类的潜在可能性；可以说，我们经常在期待着它从人类身上喷涌而出。而当这种诗意出现时，对已发生之事的叙述便成为一种对时间的中断，一个成形的故事作为新芽就被嫁接到世界的树干之上。通过诗人或史家的具体描写，对历史的叙述便获得了持存和不朽。因此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一哪怕只是一个罕见的故事。没有什么意义可以离开这些故事而存在，这一点我们通过自己的非诗意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哲学、分析和格言，无论它们多么深刻，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都不能与一个讲得好的故事相提并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当被问到如何协调对犹太人的个人感情同自己加入的这个党所激烈倡导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矛盾时,艾希曼用一句格言作答:“车到山前必有路。”犹太人也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生活在一个傻瓜天堂。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犹太人被从公务员队伍（在德国包括所有从语法学校到综合大学的教学岗位，以及包括广播、戏剧、歌剧、音乐会的大部分娱乐产业）中剔除出去。总体而言，就是把他们踢出公共领域。但是，私人企业直到1938年以前都未被波及，法律界和医学界禁止犹太人从业则是到后来才一步步完成的，虽然犹太学生被大部分高校开除，而且再无任何学校可去。在这些年里，犹太人移民的速度并不惊人，而且有条不紊。货币管制虽然令犹太人不大容易把他们的钱财带到国外，但并非毫无可能，犹太人至少可以带走财产的一大部分，况且非犹太人也要面对一样的问题。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魏玛共和国时期。有相当数量的零散个体行动，强迫犹太人以荒诞的低廉价格变卖财产。不过这些往往发生在小城镇，而且实际上都是由一些无组织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勃勃的冲锋队员，也就是所谓的S.A.所为。这些人中，除军官阶层之外，大部分都来自下等阶层。警方的确从未制止过这些“逾矩”行为，但是纳粹高层对他们的做法并不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不动产价格。移民当中，除政治避难者以外都是年轻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德国没有前途。由于很快发现在欧洲其他国家同样没有出路，一些犹太移民在此期间又重返德国。当被问到如何协调对犹太人的个人感情同自己加入的这个党所激烈倡导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矛盾时，艾希曼用一句格言作答：“车到山前必有路。”犹太人也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他们生活在一个傻瓜天堂。其间有几年，甚至连施特赖歇尔都在谈“合法解决”犹太人问题。1938年11月水晶之夜，七千五百家犹太店铺的玻璃被砸，所有犹太教堂置身火海，两万犹太人被押送到集中营。这次有组织的集体迫害，就是要把犹太人驱逐出这个傻瓜天堂。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本一古里安设定了这样的基调，而豪斯纳先生忠实地履行。在持续了三场的开庭陈词中，豪斯纳引用埃及法老和哈曼的格言“去毁灭，去杀戮，去让他们灭绝”，然后进一步引用《圣经·以西结书》，“我[上帝]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还解释说，这些话必须理解为“这个国家首次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所必须面对的使命”。这是拼凑的历史、廉价的修辞：更恶劣的是，这些话明显与对艾希曼进行审判的目的相矛盾，暗示他可能仅仅是早已注定的神秘命运的无辜执行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应该承认，他写的很多格言都言简意赅，其中一些还谈得上有些见地，但总的来说，那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浮夸之文啊！读到最后，他的文字简直变成了胡说八道，重复内容随处可见，宣称自己“拒绝死亡”，终于让我忍无可忍。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生于保加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是我看到的另一个反面教材，他挑战死亡的方式与简的惶恐不安相比显得更加愚蠢。作为一个典型的中欧人，他遵循传统，一旦遇到不可理解之物就建立一套抽象思维体系来对付，但这种思维与很多英国人的想法并不相宜，结果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想法，竟发表了整整两大本自已写的格言。我从未见过此人，但我知道这些书，因为我就在其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工作。卡内蒂以从纳粹德国逃脱的难民身份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却非常激烈地与英国人作对，也许是认为英国人不承认他的才华（他当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他决定永不在此出版自己的作品。但汤姆·罗森塔尔后期接管了出版社后，他想起汤姆曾经对他不薄，终于同意让我们出版他的书。但条件是必须先出那两大本格言集，并且必须连书面封套都按美国版本复制，原因是那个版本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已经确认过。如此一来，他的英国编辑，也就是我，除了再次拜读一遍他的大作之外，没什么需要做的，这让我倍感耻辱。应该承认，他写的很多格言都言简意咳，其中一些还谈得上有些见地，但总的来说，那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浮夸之文啊！读到最后，他的文字简直变成了胡说八道，重复内容随处可见，宣称自己“拒绝死亡”，终于让我忍无可忍。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生于保加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是我看到的另一个反面教材，他挑战死亡的方式与简的惶恐不安相比显得更加愚蠢。My second object lesson was the Bulgarian-born, Nobel-Prize winning writer, Elias Canetti, whose defiance of death was more foolish than Jean's dismay. 作为一个典型的中欧人，他遵循传统，一旦遇到不可理解之物就建立一套抽象思维体系来对付，但这种思维与很多英国人的想法并不相宜，结果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想法，竟发表了整整两大本自己写的格言。He had a central European's respe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bstract systems of thought about the inexplicable, which is uncongenial to many English minds, and which caused him to overvalue his own notions to the extent of publishing two volumes of aphorisms. 应该承认，他写的很多格言都言简意赅，其中一些还谈得上有些见地，但总的来说，那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浮夸之文啊! Many of the aphorisms were pithy and a few were witty, but as a whole what pompous self-importance! 读到最后，他的文字简直变成了胡说八道，重复内容随处可见，宣称自己“ 拒绝死亡”，终于让我忍无可忍。 The last straw was whe...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布可缝，谷可冲，兄弟不可相容。

——戴波《帝国的阴阳两面》

可敬的兰克有一句治史名言：“如实直书。”历史学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本来面目记述历史。希罗多德也早就说过：“如实记载。”换句话说，也就是指学者或历史学家要以超然物外的态度对待史实。或许像其他许多格言一样，这句格言的成功也是因为其含义的模糊。人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历史学家正直的品德，我们相信，这就是兰克的原意。但是，如从被动意义来看，自然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什么是公正无私的历史？其次，历史学的宗旨是再现历史还是分析历史？……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公正无私；二是法官的公正无私。两者的基本共同点都是忠于事实。学者记录或更正确地说是欢迎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一个好的法官，不管他内心倾向于何方，在向证人提问时唯一的目的还是搞清事实，而不考虑事实到底会怎么样。毫无疑问，两者都受良心的支配。…………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多了，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活剧的内在原因就要难得多。……谁会在乎历史学家的马后炮呢？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学者，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便忘了当时的可行性。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现场走百遍。百遍走不通就走一百零一遍。这是刑警前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格言。

——叶真中显《Blue》

如果信奉苏格拉底的格言——“未经反省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幺现代人面对的挑战是：彻底反省之后的生活是可以承受的吗？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如果你对躁郁性精神病加以仔细观察，你或许会发现，一种功能在狂躁阶段占主导地位，而抑郁阶段占主导的则是另一种功能。例如，在狂躁阶段还保持活泼、乐观、友好，少思的人，当进入抑郁阶段时会突然变得多思并受某些思想的纠缠控制，反之亦然。我知道理智型的人患躁郁症的几个案例，在狂躁阶段，他们思想自由、有创造力、头脑清醒、富于抽象思维能力。接着是抑郁阶段，他们产生了迷狂的情感；他们被可怖的情绪所笼罩，这只是情绪，而不是思想。这些东西当然是心理上的具体表现。在四十岁或四十岁多一点、过着某种特殊生活（含有理智或价值的生活）的人那里，你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些东西，可是突然间这些东西沉到下面去了，而浮上来的是全然相反的东西。有很多这类有趣的例子。比如尼采就是文学中的著名例子。在中年转到对立的心态方面，他是一个给人印象最深的例子。他在青年时代是一个法国式的格言家；后来，当他三十八岁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的酒神情绪如泉迸涌，这种情绪是与他在此前所写的作品中表现的东西完全相反的。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在加缪那里，既找不到最高质量的艺术，也找不到最高质量的思想。能够解释他的作品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即道德之美，此乃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家无意以求的一种品性。其他作家或许更有立场，更有道德色彩，但他们在宣示其道德旨趣时，无一显示出比加缪更多的美、更多的说服力。不幸的是，艺术中的道德美一如人的身体美一是极其容易消失的。艺术美或智性美远远谈不上经久不衰。道德美易于迅速衰败，转眼就化作了警句格言或不合时宜之物。这种情形尤其频繁地发生在诸如加缪这一类作家身上，他们直接诉诸于一代人对人们在某个既定历史处境里应体现出怎样的楷模之举的想象。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被拍摄下来的东西，对那些在别处把它当成“新闻”的人来说，就变成真实。但是，一场正被经历的灾难，反而往往怪异地变得仿佛是被表现出来的。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贸易中心所遭到的攻击，在那些逃出世贸大楼或就近观者的人士的最初描述中，常被说成“不真实”、“超现实”、“像电影”。（以前，灾难生还者往往用“感觉就像一场梦”来描述他们刚经历过的事情，描述那种短期内难以形容的感觉，但是，经过好莱坞四十年来一部部耗资庞大的灾难片的洗礼，这种描述方式似乎已被“感觉就像电影”取代了。）不间断的影像（电视、流式视频、电影）已变成我们的环境，但是若说到记忆，照片却有着更深刻的感染力。记忆能定格，其基本单位是单个影像。在资讯超负荷的年代，照片提供了一个快捷理解某东西的途径和用来记忆这东西的压缩形式。照片像一句引语，一句格言或箴言。我们每个人都在大脑里储存数以百计的照片，随时供我们回想。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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