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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
以梦喂马;驰骋岁月,以梦为马,诗酒趁年华。

 
我也必须承认,我母亲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我也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我的家族基因的确“不太好”。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树儿爸的家族基因可能也存在问题。大概三年前,距离我们结婚已经过去十二年,树儿爸有一次喝醉了,和我说了家族里的一个秘密:树儿爸的爷爷少年时是村里聪明的孩子,有一次爬树摔断了腿,家里穷,没钱治,拖久了,变成了瘸子。受伤的右腿肌肉容易萎缩,爷爷性格本来就很暴躁,特别爱和人起冲突,他的老婆孩子们、孙子辈、亲戚、徒弟(爷爷是村里唯一的石匠)都挨过他的打。我公公在家里排行老大,年轻时在厨房干活,爷爷突然没来由地抄起一根铁棍子就从背后朝公公后腰猛地一抽,公公当即倒地,疼到抽搐,由此落下了腰疼的毛病。树儿爸的爷爷七十多岁时患阿尔茨海默病,他的四个子女轮流照顾他。爷爷去世,树儿爸在外地工作,没赶回来参加葬礼。树儿爸的哥哥告诉他,爷爷死得很惨:他躺在老屋的炕上,炕上挖了个洞,任由屎尿流下来,身上盖了一床棉被。“给我口吃的吧,给我口吃的吧。”树儿爸绘声绘色地模仿爷爷临死前的哀求。爷爷的哀求声很是瘆人,村支书经过老屋门口都不敢往里走。树儿爸说起这段往事,哈哈大笑。这可能是底层成长起来的一些人特有的反应,事情越惨,只能笑得越大声。听到这个故事,我在想,这多少有些不正常吧。树儿爸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从小就学会了节省,学会了扛事儿,靠自己活下去;但生活没有,也无法教会他悲悯。比如,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坚持认为,精神障碍就是装疯卖傻、逃避现实、矫情,精神病人很可恶。我们结婚到现在,母亲六次住精神病院,在他看来都是装疯卖傻。我甚至怀疑,树儿爸有点偏执型人格障碍,只是他不信,更不肯承认。对我和我妈是这样,但对待树儿,他总是抱有一丝愧疚。在树儿刚出生时,他就是一个称职的奶爸,给孩子换尿布、洗,指小,他样都于和树儿之间有他们独有的沟通语言,两个人会玩在我看来挺无聊的游戏并乐此不疲树儿爸...
——朱矛矛《树儿》
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菜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遇到特殊情况时,有必要对语言规则进行微调。于是,外交部的一位高官有一次建议,在同梵蒂冈进行的所有通信中,屠杀犹太人被统称为“极端解决”;这个想法很巧妙,因为,在纳粹看来,斯洛伐克天主教傀儡政权(梵蒂冈已经插手其中)的反犹法令还“不够极端”,把受洗犹太人排除在外是个“根本性错误”。只有当没有外人在场时,这些“携带秘密的人”才能不用暗语讲话,而在执行他们的日常屠杀任务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他们的速记员和其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另外,“语言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代号,它在日常语言中叫作谎言。因为,假如一个“携带秘密的人”被派去会见一个“外人”,比如艾希曼就曾被派到特菜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去会见瑞士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收到命令的同时,也收到了他的“语言规则”,其中包括谎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伤寒肆虐,否则,先生们肯定也想去参观一下那里的。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