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妆全靠一只手发布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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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脱开究竟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这样的讨论,看看“非暴力”到底是怎幺回事。“非暴力抗争”当然和战争或是个人对付抢匪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在一个社会处于正常状态的条件下,一部分民众争取自己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当这种推动不被接受,有时甚至引发暴力的时候,一般来说,对暴力还以暴力,总是最早最本能的反应。只是当人们把以暴力反暴力作为自己的口号的时候,除了会造成许多无辜生命的丧失,也可能结果是暴力对暴力,仇恨加仇恨,血流成河,打成一团。这时,当初要解决的问题可能被仇恨和鲜血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要谈什幺维持理性,就十分困难了。而原来有着合理要求的一方,也可能在杀红眼睛的时候,完全失去了目标,迷失了自己。事实上,在当时美国一些从未实行过种族隔离的大城市,反而在那个时期黑人暴乱此起彼伏,“而暴乱总是以抢劫伤害无辜者的一团混乱告终。不仅没有推动制度的改革,取得一个实质性的成果,而且还在暴力中深深地毒害了自己。所以,“非暴力抵抗”不是从人的本能反应引出的。它是人类面对无数无辜牺牲者的生命,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一个理性反省。但是,实行“非暴力”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实质是提倡非暴力的一方,主动把自己置于战术上的一个不利地位,以这样的一个姿态,邀请对方回到有游戏规则的理性的讨论中去。这一方显然是吃亏的,就象打架双方扭着一团的时候,第一个主动住手,提出谈判。难就难在这时对方再动手,他也下决心不还手了。“问题在于,人们最终是要靠对话和理性的妥协解决问题,总要有一个先住手的。所以,在历史上,不论是民众一方,还是权势的一方,在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最先醒悟过来而不再动手的一方,不论以前有过多大的罪过,就凭着这样一个转折点,都是有可能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但是,这一道专为刑事诉讼所设计的监督关卡,在民事案件中是不存在的。辛普森的民事诉讼中也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大陪审团。法庭直接就决定受理原告的起诉了。这是为什幺呢?这就是因为两种诉讼的原告是截然不同的缘故。美国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检方是实力强大的政府,而辩方是势单力薄的平民。诉讼双方从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必须再增加大陪审团这样一个中间的监督力量,以增加平民受到公平审判的几率。而在民事诉讼中,双方都是平民,双方的较量是平等的,如果给被告以过多的支持,就等于是侵犯了也是平民的原告一方的公民权利,反而显得不公平了,反之亦然。 在这场民事诉讼中,辛普森所聘请的律师团是完全不同的一班人马。也许你会问,既然在上一次的刑事诉讼中,辛普森所聘请的“梦幻律师团”一举获胜,而且他们已经完全熟悉案情和证据,那幺为什幺辛普森不让他们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去冒更大的风险重聘律师呢? 这是因为随着两种诉讼性质的不同,它们的辩护方法和策略也不同,在美国的法律界,这是两门不同的学间,是完全不同的两拨子人在那里操作,这就是刑事律师与民事律师两套人马。一般来说,他们之间也是隔行如隔山,不互串角色的。形成这个隔阂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两种诉讼对于证据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 在辛普森的刑事诉讼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的“刑事证据法则”要求检方必须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是杀了人。要求检方的证据必须是确凿无疑的,证人必须是诚实可靠的。按照法律的术语,检方必须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而且,证明被告有罪的负担和责任,是在检方一边。在检方提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而使陪审团裁定被告罪名成立之前,被告就是无罪的。 在刑事诉讼中,对于被告的要求是怎样的呢?被告的律师不必提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没有杀人。因为法律规定,“证明的负担”不在被告一方。他们只需要对检方的杀人证据提...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总统能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是自从“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们与整个权力制约机制抗争和挣扎的焦点。也是美国历史上,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试图曲解美国宪法精神,向整个由宪法所规定的制度挑战的突破口。但是,“收银机”整个机制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在最高法院手里。因此,最高法院判定,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是从根本上为这场历史性的争论划上了句号。是的,最高法院从理论上宣布了尼克松的彻底失败。但是当时,真正的明眼人并不因此松下一口气来。他们知道,美国宪法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来到了。这将是一场真正的宪法危机。因为,此时,尼克松已经被最后摊牌了,已经被从理论上宣告了失败。那幺,接下来,尼克松会怎幺办?因此,全美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如果尼克松总统打算对抗,将会发生些什幺?如果尼克松就是抗拒法庭,法官西里卡派一个法警去白宫逮捕总统吗?总统拒捕又怎幺办?理论上,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但是,国会也只有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几百个议员,如果总统抗拒国会的弹劾,命令武装部队保卫白宫,攻打国会,又怎幺办呢?这是整个“水门事件”发展到最后,最千钧一发的时刻。你不要以为,这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就一定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在不断完善中的制约机制,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会产生危机的。对于这最后关头的抉择,军界和白宫也有所感悟。最高法院裁决的八小时之后,尼克松的律师克莱尔宣读了尼克松的声明:“我尊重和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一个简单的声明,化解了美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宪法危机,也使得人们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回味无穷。两年前,当尼克松去世的时候,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了在他的加州老家院子里举行的葬礼的全过程。所有在世的美国总统们,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葬礼,并且向他表达了他们对他的怀念和尊重。我想,就凭着以上的这个声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无愧于这样的尊重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他们的简朴、幽默和善意,还有就是他们对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所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兴趣,以及他们对世俗的外部世界所表现的宽容。他们完全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们这样的教外人,从来没有一次对我们进行宗教的宣传或者劝说。对于他们自己,弗兰西斯说,当他刚刚进入修道院的时候,他最尊敬的一位老年修波尔神父就对他说过,在人类文明的各个历史阶段、在各个社会,总有一些人,他们自觉地和世俗生活保持一段距离,以便于思索,以便于和超然的神灵对话。所以,他们只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主动和世拉开距离,以寻求他们的哲学思考而已。波尔神父是美国最早开始学习和教授东方盆景的爱好者之。他早年随大学生代表团到过中国,非常热爱东方艺术。他教出的学盆景的学生已经遍布全美。当这位老年修士去世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送葬,我们惊异地发现,以烦琐仪式出名的天主教,在这里仪式十分简化。他们淡然地对待死亡,悼词中仍然富含幽默、宁静和感恩。来到墓地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安葬时甚至不用棺木,真正地“来自尘土,归于尘士”。在这种平静祥和的宗教中,你反而会感觉到一种无法抵御的精神力量。这个修道院也使我想到,如果宗教能够这样非常友好宽容地对待无神论者们,那幺,世俗世界似乎也没有必要非常紧张地对待他们,各自尽可以在不同的世界里进行自己的思考和反省。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