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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爱 所以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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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通过迫使这些表象进入一种前后相继的秩序而决定它们互相关联的方式，而这些前后相继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思想链。所有思考都是推论性的，而且就其遵循一条思想链而言，它可以通过类比呈现为“一条向无限前进的线”，与我们通常向自己表象的时间的相继性的方式相应。但是，为了创造这么一条思想链，我们必须把经验在其中被给予我们的并置转换成一系列无声的语言——我们能够借以思考的唯一媒介，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对原初经验去感觉化了，而且还把它去空间化了。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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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活负担从每个公民肩头卸下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其代价决不仅仅是以暴力强迫一部分人陷入痛苦和必然性之黑暗的不义，因为这种黑暗是自然的，人类条件固有的（只有暴力的行动——一群人试图打碎把我们所有人都束缚在痛苦和必然性之锁链上的行动，才是人为的）。在某种意义上，追求脱离必然性的自由的代价乃生命本身，或毋宁说，真正的生活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活为代价。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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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态度，使得他如此具有人性，并在某些时候容易受到攻击。当我们说某人是“有人性的”，我们一般是在说某种仁慈或温和，或者和蔼可亲之类的品质。与我前面提到的原因相似，由于我们习惯于在一个人造物的世界中生活并熟练地进行活动，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和我们所制造、所做的事情等同起来，而经常忘记每个人都仍然具有一种最伟大的特质：他从本质上说永远胜过他能生产和成就的事物。人不仅能在完成每件作品和成就之后仍然不被耗尽，仍然具有创造更多事物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他在自身的本质中就超越于切事物，为物所无法企及和限制。我们知道，人们是如何每天都愉快地丢掉这种特质，把自己完全等同于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的智力、作品或天赋而骄傲的。这种等同确实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效果，然而，和这些效果同样深刻的是：这样的态度也总是在丢弃人的伟大的品质，丢弃人所具有的比自己的作为更伟大的品质。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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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比巴尔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感谢纳粹德国。因为纳粹帮助这个国家通过牺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而获取了大幅领土。可是保加利亚却并不知恩图报，无论其政府还是人民，对“冷酷到底”政策都不够配合。这种不顺从不仅仅体现在犹太问题上。保加利亚君主制没有理由担心国内的法西斯运动“拉特尼基”（Ratnizi），因为参与的人数实在太少，而且毫无政治影响力。议会仍然是最高权力体，跟国王琴瑟和鸣。于是，他们敢于拒绝向苏联宣战，甚至连象征性的东征“志愿军”都没有派出过。不过最令人瞠目的是，在这个由各色民众混合而成的狭长地带里，纵然反犹主义在所有种族团体中都很猖獗，且早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就已经是官方政策，可是保加利亚人却并不“理解”所谓“犹太问题”。的确，保加利亚军队同意将所有犹太人——他们指定了大约一万五千人——从新近吞并的领土上遣送出去，那里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而且那里的人都是反犹的；但他们是否知道“在东部重新安置人口”的实际含义，就很难说了。早些时候，1941年1月，政府还同意颁布一些反犹法令，可是这种做法在纳粹看来却不过是个笑话：大约六千名有劳动能力的男性被征为劳动力；所有受洗犹太人，无论其何时改的宗，全部得到赦免，结果改宗潮如洪水般泛滥开来；还有约占据犹太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五千名犹太人得到了特别优待；对犹太医生和商人推行一种十分划算的物权法定原则，因为那一般是基于城市犹太人而非乡村犹太人的比例而定。当这些措施付诸实践时，保加利亚政府官员公开宣布，目前的形势令每个人都很满意。显然，纳粹将不得不让保加利亚人明白，“解决犹太问题”有哪些要求；同时还要教会他们，稳定的法律制度和极权运动二者不可调和。对于当前的困难，德国高层一定有所察觉。1942年1月，艾希曼写信给外交部称，“有足够的条件接收保加利亚犹太人”；他建议与保加利亚政府接洽，并向外交部保证，首都索菲亚的警察随员将“负责遣送...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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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统治集团中，希姆莱最擅长解决良知问题。他创造了大量口号，比如著名的党卫军口号，摘自希特勒1931年对党卫军所作的演说：“我的荣誉叫作忠诚。”而就是这句话，被艾希曼当作“熟习引语”，被法官们视作“空没事的废话”。……于是，问题来了。所有正常人在目睹生理折磨时，都会产生本能的同情，这些人将如何说服自己的良心呢？显然希姆莱的想不通反应更加强烈，他设计的计策很简单，而且应该也十分奏效：让这些想不通转向，不再对他人，而是对自己产生同情。于是，人们不再说：我对这些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而是说：我得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这可怕的任务！这任务给我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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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国家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法律负责，那么，国家行为也就不必遵循与公民同样的准则。就好比暴力的尺度。法律恰恰是用来消解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可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存在，一定尺度的暴力又不可或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一定会被追迫做出通常被视为犯罪的行为，而且既不是在战争状态也不是在国际关系当中。即便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拿破仑谋杀昂吉安公爵，或者很可能由墨索里尼本人执行的对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的谋杀事件。无论是否公正合法，国家利益理论都诉诸紧急情况；而以此名义实施的国家罪行，就算在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犯罪性质，却仍被视作紧急措施、受现实政治利益所迫，被视作为维持权力从而保障现存法律制度整体而作出的退让。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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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个罪责意识的问题无疑成了艾希曼案抛出的诸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所有现代法律体系都将主观故意视作犯罪的必要条件。将主观因素纳入考虑，文明法学（civilized jurisprudence）最引以为豪的事莫过于此。无论在何处、出于何种原因，哪怕是因悖德症（moral insanity）而无法辨别善恶是非，只要没有主观故意，我们就不认为是犯罪。有人提出：“自然遭遇暴行，大地遂发出复仇的怒吼；恶侵犯了天然的和谐，唯有惩戒可使之修复；一个集体蒙受了不公，便有义务惩罚罪人，以捍卫道德秩序。”（约萨尔·罗加特语）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陈腐过时甚至野蛮粗暴的论点，我们拒绝接受。然而不容否认，正是基于这些已经久被遗忘的论点，艾希曼才被带上了法庭；而且事实上，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作出死刑判决。既然他曾经卷入到一项公开以把某个特定“种族”清除出地球表面为目的的事业并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那么他本人也必须被清除出地球表面。“正义不但必须得到伸张，而且必须光明正大地伸张”，若此话当真，那么只有法官们敢于直面被告作出类似如下表述，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才算是光明正大地伸张了正义——“您承认战争期间对犹太民族的犯罪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行，您也承认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您说，您从未怀有卑劣动机，也没有杀死谁的故意，说您从没恨过犹太人，甚至还说您别无选择，所以认为自己无罪。尽管这些可能是实情，但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在一些证据（尽管不是很多）面前，您所陈述的犯罪动机、良知、罪责意识等问题不攻自破。您还说，您在‘最终解决’中扮演的角色纯属偶然，几乎换成谁来演都行，因此，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可能是有罪的。您是想说，既然人人（或者几乎人人）有罪，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头上，无人有罪。这个看法的确相当普遍，但我们却不能够同意。如果您不理解我们因何反对，那么请您想想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故事。《圣经》中这两座毗邻的城市被...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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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只需顺便提一下德国国内所谓的“内心流亡”。那些人大都供职于第三帝国，甚至有的身居高位；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告诉自己和整个世界，他们一直“从内心反抗”纳粹专政。此处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在说谎，而是，在这个被重重秘密包裹的希特勒政权下“内心反抗”竟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在纳粹的恐怖形势下，这几乎成了心照不宣之事。有一位著名的“内心流亡者”，认为自己刚正不阿。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保守他们的秘密，他露面时不得不“在外表上”比普通纳粹更像纳粹。［13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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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多数成年人接受不好的天气、枯燥的工作或疾病一样，孩子们也接受了成年人希望他们接受的生活方式，并非心甘情愿，只是听天由命。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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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大了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你回顾过往令人吃惊的事件时，似乎都能找到解释，甚至司空见惯，这是随着时间流逝，反应逐渐迟钝的结果。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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