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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个泡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南京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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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们说他福大命大，有人懂看相，说他胸前正中有一颗红得发紫的小痣，光滑无毛，像保护罩，大难不死，日后必有福。陆北才既不是不信，也不是相信，是鸠但啦，反正每日之后都有“日后”，到底何年何月才算“日后”，随你说，命运预卜，其实谁都反驳不了，也谁都证实不了。陆北才信命，但命运过于复杂玄秘，不可能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俗语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唯一能做的几乎是听天由命，许多时候明明是命中注定，你不知道，误以为是巧合，另一些时候却明明是巧合，你不知道，误以为是命运，那就不如遇见什么便是什么，自己判断对应，管它是命不是命。陆北才倒有遗憾：打来打去的敌军都是其他军阀的部队，从没跟日本鬼子交过手。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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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道理是一回事，眼睁睁面对道理又是另一种情况。道理像远看的珠宝非常炫目，但当从远处掷来而狠狠击中了身体，珠宝亦是石头，会让人痛彻心扉。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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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领域驱使的力量是生命本身。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所驱使而共同生活。个人维持生计和延续种族生命都需要他人的帮助。这种自然共同体来源于必然性，必然性统治着家庭中的所有活动。相反，城邦领域是自由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家庭中对生命必需性的控制是追求城邦之自由的条件。自由存在于社会领域内，而强力和暴力被政府所垄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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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入人类世界，这种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在其中我们亲自确认和承担了我们最初的身体显现这一赤裸裸的事实。这个切入不像劳动那样是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的，也不像工作那样是被有用性所促迫的，而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的，因为我们想要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但它又不完全被他人所左右，它的动力来自我们诞生时带给这个世界的开端，我们又以自身的主动性开创了某个新的东西，来回应这个开端。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因为希腊词archein表示“创始”、“引导”，最终意味着“统治”），发动某件事（这是拉丁语的agere的原始意义）。而人就他的诞生而言是initium——新来者和开创者，人能开端启新。（1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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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整个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浪费经济，每个东西一在世界上出现，就被尽可能快地吞噬和抛弃掉，只要这个过程本身还没有突然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的话。但既然这个理想已经存在了，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消费者社会中的成员。我们不再真正居于一个世界之内，只不过是被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推动着，在这个循环当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失，此起彼落，但都不会长久地围绕着置身于它们中间的生命过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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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behavior)，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由于卢梭，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些要求，上流社会的习俗总是把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结构里的等级。重要的是这种使个体等同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做法，至于社会结构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的头衔，或是当今大众社会的纯粹功能。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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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 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留下来，没有一种带有政治或精神性质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他们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只有孤独的个人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一项创作，而非一项谋生活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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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属于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壕和战场中入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适合过正常的生活了。过正常生活，就是对所有恐怖经历的背叛，就是对恐怖经历中的战斗情谊的背叛——正是这些经历使他们成了男人。与其背叛自己，他们宁愿被遗弃——被自己遗弃，也被世界遗弃。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的退伍老兵身上，并在他们被后来两种这样的“迷惘的一代”所接替时，终于形成了一种气候。后来的第一种，生于约十年后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了通货膨胀、大规模事业和革命动乱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了解到在四年多的屠杀之后，欧洲还留下的任何完好的东西都是不稳定的；后来的第二种，又十年后，生于约本世界的第二个十年，他们可以选择从纳粹集中营、西班牙内战或莫斯科肃反中进入世界。粗略估计，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出生的三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分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或者作为士兵、流亡者、激进分子、抵抗运动成员、极权国家中的居民、集中营的囚徒，或者作为炮火硝烟下的城市民众、作为布莱希特曾在一首诗中写下的城市中的幸存者：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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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律精确地预判出我们与那些被我们控告、审判、制裁的人有同样的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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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被一个犹太警官审讯八个月的现实，艾希曼滔滔不绝反复其辞，没有半点犹疑地详细解释说，他为何没能在党卫军中谋取高位，而且罪不在他。……正是“党卫军”、“事业”或者“希姆莱”这些词，在他体内引发一种完全无可替代的机制。作为一个徳裔犹太人，莱斯上尉根本不相信党卫军成员的升迁发迹是基于高尚的道德素养。可是，即便莱斯上尉在场，也没有一刻能令这种机制运转失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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