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个泡发布的句子_句子抄

冒个泡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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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们说他福大命大，有人懂看相，说他胸前正中有一颗红得发紫的小痣，光滑无毛，像保护罩，大难不死，日后必有福。陆北才既不是不信，也不是相信，是鸠但啦，反正每日之后都有“日后”，到底何年何月才算“日后”，随你说，命运预卜，其实谁都反驳不了，也谁都证实不了。陆北才信命，但命运过于复杂玄秘，不可能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俗语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唯一能做的几乎是听天由命，许多时候明明是命中注定，你不知道，误以为是巧合，另一些时候却明明是巧合，你不知道，误以为是命运，那就不如遇见什么便是什么，自己判断对应，管它是命不是命。陆北才倒有遗憾：打来打去的敌军都是其他军阀的部队，从没跟日本鬼子交过手。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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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道理是一回事，眼睁睁面对道理又是另一种情况。道理像远看的珠宝非常炫目，但当从远处掷来而狠狠击中了身体，珠宝亦是石头，会让人痛彻心扉。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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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领域驱使的力量是生命本身。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所驱使而共同生活。个人维持生计和延续种族生命都需要他人的帮助。这种自然共同体来源于必然性，必然性统治着家庭中的所有活动。相反，城邦领域是自由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家庭中对生命必需性的控制是追求城邦之自由的条件。自由存在于社会领域内，而强力和暴力被政府所垄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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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入人类世界，这种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在其中我们亲自确认和承担了我们最初的身体显现这一赤裸裸的事实。这个切入不像劳动那样是必然性强加于我们的，也不像工作那样是被有用性所促迫的，而是被他人的在场所激发的，因为我们想要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但它又不完全被他人所左右，它的动力来自我们诞生时带给这个世界的开端，我们又以自身的主动性开创了某个新的东西，来回应这个开端。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因为希腊词archein表示“创始”、“引导”，最终意味着“统治”），发动某件事（这是拉丁语的agere的原始意义）。而人就他的诞生而言是initium——新来者和开创者，人能开端启新。（1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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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整个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浪费经济，每个东西一在世界上出现，就被尽可能快地吞噬和抛弃掉，只要这个过程本身还没有突然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的话。但既然这个理想已经存在了，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消费者社会中的成员。我们不再真正居于一个世界之内，只不过是被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推动着，在这个循环当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失，此起彼落，但都不会长久地围绕着置身于它们中间的生命过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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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期待从它每个成员那里得到的某种行为(behavior)，社会通过施加无数各式各样的规则，使它的成员都“规范化”，排除任何自发的行动或特立独行的成就。由于卢梭，我们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些要求，上流社会的习俗总是把个人等同于他在社会结构里的等级。重要的是这种使个体等同于他的社会地位的做法，至于社会结构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是18世纪半封建社会实际存在的等级，还是19世纪阶级社会的头衔，或是当今大众社会的纯粹功能。相反，大众社会的兴起只不过表明各类社会团体遭到了家庭单位从前遭受过的同样命运——都被吸收到一个社会中了；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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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留下来，没有一种带有政治或精神性质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他们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只有孤独的个人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一项创作，而非一项谋生活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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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生于1898年，属于人们可能会称之为“迷惘的一代”的三种人中的第一种。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壕和战场中入世，感到自己已经不再适合过正常的生活了。过正常生活，就是对所有恐怖经历的背叛，就是对恐怖经历中的战斗情谊的背叛——正是这些经历使他们成了男人。与其背叛自己，他们宁愿被遗弃——被自己遗弃，也被世界遗弃。这种态度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的退伍老兵身上，并在他们被后来两种这样的“迷惘的一代”所接替时，终于形成了一种气候。后来的第一种，生于约十年后的20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过了通货膨胀、大规模事业和革命动乱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教训，了解到在四年多的屠杀之后，欧洲还留下的任何完好的东西都是不稳定的；后来的第二种，又十年后，生于约本世界的第二个十年，他们可以选择从纳粹集中营、西班牙内战或莫斯科肃反中进入世界。粗略估计，在1890年到1920年之间出生的三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分地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或者作为士兵、流亡者、激进分子、抵抗运动成员、极权国家中的居民、集中营的囚徒，或者作为炮火硝烟下的城市民众、作为布莱希特曾在一首诗中写下的城市中的幸存者：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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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律精确地预判出我们与那些被我们控告、审判、制裁的人有同样的人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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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被一个犹太警官审讯八个月的现实，艾希曼滔滔不绝反复其辞，没有半点犹疑地详细解释说，他为何没能在党卫军中谋取高位，而且罪不在他。……正是“党卫军”、“事业”或者“希姆莱”这些词，在他体内引发一种完全无可替代的机制。作为一个徳裔犹太人，莱斯上尉根本不相信党卫军成员的升迁发迹是基于高尚的道德素养。可是，即便莱斯上尉在场，也没有一刻能令这种机制运转失灵。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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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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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且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说到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都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设备顶多算是淘气孩子摆弄的粗笨玩具。这种巧合，足以令人战栗。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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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若有人告诉艾希曼他本可以不那么做，那么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或已然忘记当时的情形究竟事什么样。艾希曼不想跟别人一样假装“一直就反对这种做法”，实际却对命令趋之若鹜。然而时代不同了，就像毛恩茨教授一样，艾希曼已经“有了不一样的领悟”。做过就是做过，他并不想抵赖；相反，他打算“当众吊死自己，以警醒这个世界上所有反犹的人。”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后悔药是给小孩吃的。” ［24］关于基本动机，他［艾希曼］绝对确信他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伸出并不是一个肮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能怀着极大的热忱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会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其中一位心理学家据说发出了“无论如何，艾希曼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的惊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发现艾希曼的整个心理表现，他对妻儿、父母、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态度，都“不仅正常，而且十分值得称道”。最后，那位定期来监狱探视他的牧师，在最高法院结束对艾希曼的聆讯之后，向每个人保证，艾希曼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在这些灵魂专家制造的闹剧背后，是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他的案子里既没有道德错乱，更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精神错乱。……更糟糕的是，他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受狂热的反犹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所驱使。他“本人”从未同犹太人有任何过节；相反，他有足够的“私人理由”不去仇恨犹太人。［25］哀哉！艾希曼的话无人采信。控方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义务。辩方律师不理会艾希曼，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他不像艾希曼那样对良知问题感兴趣。法官不相信艾希曼，因为他们太出色，也许太明白他们职业的基础，所以不能认同一个平常的、“普通的”，即不低能、不死板、也不愤世嫉俗，却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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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89]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同的只是方式——流动的毒气车取代了毒气室。这就是艾希曼所看到的：犹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被命令脱掉衣服、；接着来了一辆卡车，直接停在门口；赤裸的犹太人被命令走上车，车门关闭，卡车开走了。……“之后我跟在卡车后面离开，看到了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幕。车停在一道长长的墓坑附近，车门打开，倒出尸体，扔进墓坑。尸体四肢那么柔软，好像还活着一样。我还看见，有一个老百姓用钳子拔他们的牙。然后我就跑开了——跳进我的车，嘴巴紧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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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同时包含宁静和骚动，心碎和幸福，冷酷和温暖，攫取和给予，甚至更加尖锐的矛盾，比如一边神经质的确信自己注定失败，一边觉得自己会成功甚至因此洋洋得意。不幸意味着明德钟摆从较好的位置荡到了较差的位置，并停留不变，一个人快乐的安全感遇难终结；而大部分人的生命经历着命运的跌宕起伏，并非一味朝向不幸或者幸的极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其终点距起点并不遥远，好像一开始就设置了基准，永远停在那里，不论你怎么绕，最后终将返回原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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