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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不会为难头脑简单的孩子

 
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A Nation of Strangers)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幺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
——保罗·福塞尔《格调》
莱里斯没有给我们展示他的生活史,却提供了他的生活的一系列弱点。《男子气概》并不是以“我出生于……”这样的句子开始的,它一开篇就如实地描绘起作者自己的身体来。在头几页我们就得知,莱里斯很早就秃顶了,眼睑患慢性炎症,性能力不足,得知他一坐下双肩就习惯性地耸起,独自一人时就习惯性地伸手去挠肛门处的痒痒,得知他小时候经历过不愉快的扁桃体切除手术,得知他的阴茎处曾遭受同样不愉快的感染;随后,我们得知,他患了疑病症,得知他在任何稍有一点危险的场合都胆小如鼠,得知他不能流利地说任何一种外语,在体育运动上自感遗憾地力不从心。对自己的性格,莱里斯也只拣弱点来说:他把它描绘为“被腐蚀的”性格,充满与身体、尤其是与女人有关的病态的、侵犯性的幻想。《男子气概》是一本关于失意的便览——以一个处于半麻木状态、好奇地触摸自己伤口的男人的口吻娓娓道来的秘闻、幻想、词语联想以及梦幻。人们或许会把莱里斯这本书看作法国文学特有的那种对诚实的令人崇敬的执着劲儿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从蒙田的《随笔》和卢梭的《忏悔录》,中经司汤达的《日记》,一直到纪德、儒昂多和热内这些现代作家的忏悔录,法国的大作家们独一无二地一直致力于不动声色地表现私密情感,尤其是那些与性和野心有关的情感。以诚实的名义,并以自传体和小说体(如贡斯当、拉克罗斯、普鲁斯特)的形式,法国作家们一直在冷静地发掘自己的色情癖好,并琢磨着不动声色的写作技巧。正是这种由来已久的对诚实的执着——即不搀进情感表达——赋予了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大多数作品一种朴质色彩,甚至是某种古典风格。但仅仅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莱里斯这本书,却不公正。《男子气概》比这一路数的作品显得更古怪,更严厉。莱里斯可比我们在法国自传性文献中看到的对乱伦情感、性虐待狂、同性恋、性受虐狂和粗俗乱交行为的袒露走得远得多,他袒露的东西令人作呕,让人反感。这并非说莱里斯的所作所为特别让人震惊。行动并非他之所...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