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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可以想见,真正严肃的讨论将会围绕本书的副标题展开;因为,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的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作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过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事实上,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从耶路撒冷习得的教训。不过,也只是一个教训而已——既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没有针对这一现象的理论。一个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比探究无思想性与恶之间奇怪的相互依存要简单得多——的问题是,我们讨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既然它是一种公认的没有先例的罪。种族灭绝曾被专门用来指称一种前所未知的罪,但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有限。原因很简单:对整个民族实施的屠杀并非没有先例。在古代,种族屠杀乃日常法则;在殖民主义和帝...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我在诗歌的世界里非常紧张。我妈妈过去常常断然拒绝读诗,声称诗歌对她不形成意义。虽然十几岁时,我曾为她感到震惊和尴尬,但在读了很多诗还写了不少(尽管我从不认为自已写得好)之后,我终于发现,我其实继承了她那乏味平庸的本性。诗歌最能感动我的瞬间,是从散文角度给我的冲击我一直无法真正理解的是,到底是什么会让一个人觉得写诗是自己存在的理由。 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当一卷诗歌在我手中流转,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幸运的是,这也恰好是编辑应该做的全部,除非是庞德与艾略特一起工作,这样的话,两位诗人或许还能擦出相互理解的火花。我会仔细阅读作品,努力在书的封面简介上说明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有一些诗歌整体能打动我,有一些则是部分诗句能打动我……随便怎么都可以。但我同时也感到一种紧张的崇敬,因为我一直觉得更为优秀的人对诗歌应该有所感应,当然到了现在,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想法。而诗人,虽然他们天生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思维特质,这让他们写出卓越的、情感强烈的文字艺术品,但诗人自身并非更卓越的存在。在古老的时代,诗人们对着同伴歌唱,提供娱乐和指导时,他们是有用的;当诗人们设计和操纵某种文字形式,以囊括更常见、更重要的人类情感时,他们是聪明而令人愉快的;但到了近代,当他们将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就往往变得非常无聊了(我已经不再阅读《独立报》的“每日诗歌”专栏了,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无趣得令人沮丧)。即使诗歌并不乏味,诗人也远非高人一等,想想可怜的拉金吧!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然而,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了,第三天又过去了她却始终没有来,于是我也就渐渐安之若素了。每到九点钟以后,我就感到特别神清气旺,于是出外散步,有时甚至开始了甜腻腻的幻想:“我,比如说,挽救了丽莎,因为她常到我这里来,而我跟她谈话。我开导她,教育她。最后我发现她爱上了我,狂热地爱上了我。我假装不懂(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假装,大概,是为了装装面子吧)。最终,她羞羞答答而又仪态万方地跪倒在我脚下,浑身哆嗦,号啕大哭,说我是她的救星,她爱我胜过爱世上的一切。我深感吃惊,但是。丽莎,'我说,‘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对我的爱情吗?我看见了一切,我猜测到了,但是我不敢抢先攻占你的心灵,因为我对你产生过影响,因此怕你出于感激而有意迫使自己报答我的爱情,勉强唤起你心中也许本来没有的感情,而这是我很不希望的,因为这是。独断专行…这是很不光彩的(唔,总而言之,这时我一簧两舌,带着某种欧洲式的、乔治•桑)式的、神秘高贵、文雅含蓄的语调)。然而,现在,现在一一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心肝,你纯洁、美丽,你是我尽善尽美的妻子。 于是,你以正正规规的主妇身份,勇敢而自由地走进我的家门!“然后,我们就开始过幸福的生活,一起出国,等等,等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