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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出身寒微的香港青年，无论如何好自为之，终究必须与偶然的机遇对赌。归根究柢，马家辉要处理的秘密无他，就是无从捉摸的人生和人性——谜面和谜底可能是一回事。用他的话说，“人世如花事，开谢起落，人有命，天有意——但我们仍得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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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生产者共同体，特别是商业社会中，人必然要遭遇到的挫折在天才现象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未的现代都把天才作为它的最高理想（创造性天才作为人之伟大的典型表现的观念在钻代和中世纪尚不为人所知），只有到了20世纪初，伟大的艺术家才令人惊讶地一致抵制“天才”的称号，坚持娴熟精湛技巧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和手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抵制当然部分是出于对天才概念庸俗化和商业化的反应，但部分也归因于近来劳动社会的兴盛，因为对一个劳动社会来说，生产性和创造性不是理想，也缺乏任何能够激发伟大观念的经验。在我们这里重要的是，与工匠的产品不同，天才作品似乎吸收了本来在言行中才能瞬间迸发出来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要素。现代社会热衷于每个艺术家的个性签名，以及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对风格的敏感，都显示了对艺术家的那些超越他的技术和技巧的特征（就如同每个人的个性都超出了其品质的总和一样）的重视。因为这种超越确实把伟大的艺术作品与所有其他的人造产品区别开来了，创造性天才的现象更像是对技艺人信念的最高辩护，证明了一个人的产品可以在本质上比这个人更伟大。然而，现代给予天才的巨大尊崇无论多么发自内心，无论多么的接近于偶像崇拜，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某人是“谁”的本质，不是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当这个对象以艺术品或普通手迹的方式“客观地”显现出来时，它表明的是这个人的身份，从而可以用于对其作者的鉴定，但它本身是沉默的，如果我们企图把它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镜子，它就逃避了我们的把捉。换言之，对天才的崇拜和于商业社会的其他信条一样，都同样包含了对人的贬低，相信某人是“准”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惠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pp.16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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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来看，基督教信仰在古代世界的胜利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倒转，这个倒转给那些得知他们的世界注定要灭亡的人带来了希望；而且这的确是超越希望的希望，因为这个新消息许诺了他们从未敢于希冀的不朽。但这个倒转对于政治的尊严和价值来说却是毁灭性的。在那以前，政治活动都从对尘世不朽的渴望中获得它的最大激励，此刻它却下降为一种受必然性支配的低级活动，一方面被指定来补救人类原罪的后果，另一方面被用来满足尘世生活的合法需要和利益。渴望不朽此时仅仅等同于虛荣，像世界赠予人的名声这类东西只是一种象，因为世界甚至比人更容易灭亡；渴望尘世不朽毫无意义，因为生本身就是不朽的。（24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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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和公共之间的深刻关联，其最基本的层面体现在私人财产的每题上，这一点在今天很容易遭到误解，因为现代一方面把财产等同于财富，另一方面把无财产等同于贫困。使这个误解造成更多困惑的是，在历史上，财产以及财富对于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远在其他任何私人事务或考虑之上，而且至少它们在形式上有着差不多相同的地位，即都是进入公共领域和获得完整公民身份的主要条件，从而人们很容易忘记财产和财富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本质上完全两样。当前到处都是实际上或潜在地非常富裕的社团，同时这些社团本质上又是无财产的，因为任何个人的财富都在于他从作为整体的社会中分得的一份年收人，这种状况清楚地表明了财产和财富是多么的不相干。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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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行动者总是在其他行动的人当中活动的，与其他人联系，他就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者”，而且同时是一个遭受者。行动和遭受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行动开启的故事包含着由它造成的业绩和苦难。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无限的，因为行动虽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但它一发动就进入了这样一个渠道：每个行动都造成反动(reaction)，每个反动都造成连锁反应，从而每个过程都是新过程的起因。因为行动总是对那些自身有能力行动的人起作用，所以它造成的反动力就不仅是一个反应，而且是一个自行爆发并影响其他人的新行动。因而，人们之间的行动和反动决不会封闭在一个圈子里，也决不会只牢牢局限于两个参与者。这种无限性不是政治行动(就这个词的狭义而言)独有的特征——仿佛说人类相互关系的无限性仅仅是由于所涉及的人数无限多造成的，只要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可把握的环境内就可以摆脱；在最有限环境里的最微小行动，也蕴涵着潜在的无限性，因为有时候，一个行动，甚至一句话，就足以改变整个局面。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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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诗歌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任务。诗歌可以引用，却不宜用来讨论。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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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庭审中，艾希曼试图就第二条指控进行无罪申辩，然而基本上无果而终。这项起诉不仅暗示他是故意犯罪（他并没有否认），而且还意味着他怀有基本动机并完全知晓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关于基本动机，他绝对确信他也并非自己所称的那种内心卑鄙的家伙，他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月亢脏的杂种；至于他的良心，他清楚记得，只有当他没有履行命令时，即没有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一丝不苟地把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孩子送进坟墓时，他才感到良心不安。这一点无疑让人很难接受。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正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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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哉！布伯这样一个人，声名卓著，满腹经纶，竟然看不出这些四散传播的负疚感是多么虚伪！假如你什么错事都没做过，很乐于拥有负疚感，这是多么高贵啊啊！然而，要承认罪责并且悔过却非常艰难，而且必然十分压抑。德国年轻人的周围、四面八方，甚至贯穿一生所见，都是些身居高位、肩负公职、罪责累累的人，他们却丝毫没有负罪感。对于这种情况，一个青年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愤怒。然而，愤怒无疑伴随着某种风险——不是冒着失去性命或断手断脚的风险，而是事业中的折损。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面对《安妮日记》热和艾希曼审判时，用一发不可收拾的负罪感胁迫我们。他们并没有被过去的负担和父辈的罪责挤压得步履蹒跚，实际上他们在努力逃脱当下的压力、现实问题带来的压力，逃进廉价的伤感之中。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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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在毁灭本民族的过程中担任犹太领袖，无疑是整个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种行为人们早有耳闻。不过，还是在劳尔·希尔伯格的教科书式著作《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我之前提到过）里，其中可悲又可鄙的细节才首次被曝光。论及合作，高度同化的中西欧犹太中央社团与大量以意第绪语为母语的东欧犹太人并不存在什么区别。无论在阿姆斯特丹还是在华沙,在柏林还是在布达佩斯，犹太官员被委托拟定人员及其财产名单，从被遣送者手中收取钱财用作其乘车费和灭绝费，监督清空公寓，提供警力协助抓捕犹太人，再把他们带到火车上，直到最后，把犹太社团的财产有序上交充公。他们分发黄色星标，有时候，比如在华沙，“出售臂章成为一项常见业务。当时有普通的布质臂章和可清洗的高级塑料臂章”。在他们受纳粹启发（而非胁迫）所作的宣言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他们多么享受于这份新近获得的权力。如布达佩斯委员会第一次声明所示，“犹太中央委员会被赋予全权处理一切犹太精神和物质财富以及全部犹太人力资源”。我们知道犹太官员成为杀人工具时的感受：他们就像“在船将倾覆之际，为安全抵达港口放弃大部分珍贵货物”的船长们，就像“牺牲一百人换取一千人的性命，牺牲一千人换取一万人的性命”的营救者。真相更加残忍。比如在匈牙利，卡斯特纳博士以牺牲大约476000人的代价解救了整整1684个人。为了不让生死变成“盲目的偶然事件”，则需要“真正的神圣原则”，作为“孱弱的人性之手的操纵者，写下那些默默无闻者的名字，决定他们的生死”。那么“神圣原则”又是如何挑选幸运之人的呢？是那些“毕生都在为孜布尔 [2] 奔波”的人，比如犹太长老以及“最杰出的犹太人”——卡斯特纳的报告如是回答。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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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住户匮乏，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寡妇通常比鳏夫活得久，而且，丧偶的男性更有可能被单身女性哄抢，反之则不然，因为许多女性都有一种“软肋”：要么喜欢照顾弱者，要么无论如何都想有个伴儿（在品尝过完全不用承担任何家庭责任的滋味后，我发现这种“软肋”很难理解）。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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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其实并不想愁眉苦脸，但年龄有一种眼罩效应，导致老年人狭窄视野里在往包含着越来越糟的东西。因此，想到这个狭窄的视野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四十、三十或二十岁时一样，真的非常令人欣慰。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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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仅仅为，也仅仅对幸运者说话。不过幸运者的数量可比你想象的要多，因为一个人所经历的好运或不幸，不仅源于周遭。当然，运势的很太部分是别人给予或他人导致的，或因病毒、天气、战争、经济衰退造成，但同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天生铸就，而所有幸事中最幸运者莫过于天性达观。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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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自己，对白天这个工作对象全是尸体的地方竟然产生了点淫秽的感觉。我既不想背叛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想受制于它不觉得在森林里散步有什么快乐可言。激动和躲避，这两种看起来完全相反的反应也可能来自同一个源头。不管实际情况是什么，当我躺在母亲房里，尽力驱散夜晚袭来的阵阵恐惧时，确实想到了停尸房，想到了那些死去动物的尸体：“平静下来吧我之所以恐惧，并不是因为想到‘唉，她就要死了，就要走了’，如果是那样，应该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我只不过是为人类肉体的腐朽和瓦解而颤抖，其实，承认这种瓦解很寻常，感觉这一过程，并不是不可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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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之夜，仅仅一夜，在那个痛苦的夜晚，我伤心的不仅是失去了近在身旁的老友(当然现在他依然陪在我身边)，我还为失去的青春而痛惜:“她所拥有的一切--愿上帝让她腐朽--我已经不再拥有，永远也不会，永远。”这个认识来得太晚了点吧，面对这一事实我忽然有了一种可怕的危机感。但很快，另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回响起来，一个似乎更合理的声音，“瞧,”这个声音说，“你很清楚自己在床上已经不再需要他了，想想上次上床是几个月前的事?这有什么好伤心的呢?你当然不再年轻，你已经走过青春，不再期望小年轻想要的东西了。”这个阶段就是这么结束的。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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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谓“奇装异服”对老胳膊老腿的人来说，就是穿上“轻佻”的流行服装了，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老女人仍然通过身上的着装来宣布她们已变成了另一类人。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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