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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故事的结局不够好，而是我们对故事的要求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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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才早已想通了答案，可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眼睁睁面对道理又是另一回事，道理像远看的珠宝非常悦目，但当从远处掷来而狠狠击中了身体，珠宝亦是石头，会让人痛彻心扉。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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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测量能力的本质在于，为了能够发挥作用，它必须先从近处抽离自身，必须在自己与被测量的对象之间设立一段距离。而且，距离越大，它所能测量、度量的东西就越多，但与此同时，被测量的空间本身也就变得越小。地球收缩的决定性事实，是由飞机的发明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飞机作为一种能使人彻底脱离地表的装置，这一事实清楚地指向了我们在此所面对的现象：地球上每一次距离的缩减，都是以人自身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增加为代价的。换句话说，每一次空间的靠近，都是以人与其居所之间的根本疏离为代价，都是以人与世界的异化为代价。令人惊讶的是，宗教改革这样本质上如此迥异的事件，最终竟也把我们推到了一个与前述地理性疏离极为相似的异化现象面前，马克斯·韦伯把新教诊断为“入世的禁欲主义”，他认为这是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最强大的驱动力。这样的巧合，确实让人难以不去相信幽灵、恶魔，或者那些暗中作祟的“时代精神”的存在。正是在最极端的差异之中显现出的相似性，才显得格外惊人而令人不安。因为这种入世的世界异化，与那种由于地球的发现与占有而自动产生的疏离地球和异化的状态，并无直接关联。这种入世的世界异化的历史事实已由马克斯·韦伯在那篇著名的研究中加以证明。此外，伴随着这一现象，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另一种形式的“人世的世界异化”也出现了，而此现象与路德或加尔文那些试图将基督信仰复归其原初末世论的超越性之举毫无关联。在现代早期，农民阶层被剥夺土地的直接结果，同样在另一层面上产生了一种入世的世界异化。而农民的被剥夺，又是教会财产被没收所引发的一种既非预谋也未预见的后果。正是这些导致世界异化的剥夺，最终促成了封建经济体系的崩溃。猜测若无此历史事件，我们的经济将如何发展，是徒劳的。这种事件把欧洲及随后全世界卷入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财产在占有的过程中被毁灭，物品在生产过程中被吞噬，人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不断削弱着世界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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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而且对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到这个鸣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这一进度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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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就陷入了一种可以作如下表述的恶性循环：科学家制定了他们的假设来安排实验，然后用实验来证实他们的假设，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显然是在和一个假设的自然打交道。换言之，实验世界似乎总能成为一种人造现实，虽然这也许大大增强了人们制造、行动，乃至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以致远远超出了先前时代的人们敢于梦想，甚至空想的程度，但不幸的是人们再一次（甚至更强硬地）被投入了他自己心灵的牢狱，陷入了他自己创造的模式内。在他向往先前所有时代能够取得的东西，即经历他自己不可能拥有的现实之时，正是他发现自然和宇宙都“逃避了他”之时。而且他发现，一个根据自然在实验中的行为所理解的、并与技术上可转化为现实操作的原则相符合的宇宙，实际上缺乏任何可能的表象。这里，新的东西不是那些虽存在我们却不能对之形成一种印象的东西一那类“东西”是人们早就知道的，比如“灵魂”就是其中一个一而是我们看到和再现的物质事物，我们用它们来衡量非物质事物，否则对于后者我们就不能形成任何印象，从而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感觉所予的世界的消失，超验世界也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在概念和思想上超越物质世界的可能性。因而，新宇宙“不仅实践上无法接近，而且甚至无法思考”就毫不令人惊讶，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思考它，都是错的；它或许不像‘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肯定比‘长翅膀的狮子’更无意义”[54]。P2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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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地称大众文似东西。大众文化根深固的难题在于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进求和普追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オー直想要“幸福”，并认为有死之人是能够幸福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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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农村子弟在战争末期被召入亲卫队，但他们拒绝签字，最后被判处死刑，处决当天在写给家人的诀别信中写道：「我们两人宁死也不愿背负这麼可怕的良心负担，我们知道加入亲卫队要做什麼。」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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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她起初提到的那样：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成为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很空洞，内心是虛无的。因此他向莱斯描述因晕血而不能做医生的论述，不像是谎言。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 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究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间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一一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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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迫不及待地创建博物馆去纪念他们的敌人，这是纳粹的典型特点。战争期间，为了获得建立反犹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殊荣，几个部处争得你死我活。感谢这种怪异的狂热，它挽救了欧洲犹太人的许多文化宝藏。［37］这一年（1933年0，希特勒发表了系列和平演讲……正是这一年，纳粹政权赢得了国内外普遍的、也可谓不幸的真正承认，希特勒成了一个到处受人膜拜的政治家。对德国本身而言，这也是一个过渡之年。因为经过庞大的重整军备项目，失业问题不复存在，工人阶级最初的抵抗不攻自破；而政府的矛头，起初主要指向“反法西斯者”，即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位高权重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尚未完全转为对犹太人（因其犹太身份）进行迫害。［38］一个“理想主义者”，按照艾希曼的看法，不单纯相信某一“信念”，也不是不偷盗、不行贿者，尽管这些品质不可或缺。一个“理想主义者”时刻准备为他的理念牺牲所有，特别是，牺牲所有人。他曾对审讯的警官说，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他并不仅仅在强调自己执行命令以及对命令的严阵以待到了何种程度；他还想要告诉人们，他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事作风素来是什么样子。同其他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艾希曼当然也有个人情感；但是，假如情感同他的“理念”发生冲突，他绝不会允许情感影响他的行动。……尽管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43］他们惊诧万分：“这就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46］最终导致他被捕的是，他控制不了自己说大话的冲动——他“受够了匿名...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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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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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我的灵魂缩成了豌豆般大小。它从来就没那么强大、鲜活，也没能力让自己的触角伸到自我的边界之外，但现在，它几乎枯萎了。我变得很会巧妙地躲避痛苦，靠着不断切换一个个小小的感官刺激度日，因为我明白，仅就个人生活而言，自己已经是个失败者，注定孤独终老，根本就不配拥有什么。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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