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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
世间之恶,执着而已。

 
——保罗·福塞尔《格调》
下层贫民一个没有明天的阶级。非法移民的大军,过一天算一天是他们的常态。正是这一阶层,承担了美国社会中最低下的工作。劳动阶级的最底层的特征是:明显就业不稳定。包括非法外来人,如墨西哥的水果采摘工,及其他一些移民工人。这层人的定律是与社会隔绝。“这个社会阶层的……每一天、每一周都几乎毫无计划。没有日记,看不到记事簿,书信往来极少。他们的特征是疏远和孤独,就像生活在阿帕拉契亚山谷当中。这些人曾受过训练,如今却一无所获,很可能会出于彻底的、一意孤行的绝望而入伍。赤贫阶层一个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等级。懒隋、失望和怨恨压倒了他们的自尊。这是人们看得见的最贫穷的一族。但他们的境况还是要比看不见的底层好得多,后者并无季节性工作可干,只能完全靠福利救济过活。赤贫阶层与“看不见的底层”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比后者钱多一点,而在于他们“看得见”。“看得见”的底层出没在充斥着廉价酒吧、乞丐、酒徒的街道上,是随身携带购物袋生活的人,是在公共场所长篇大论地向听众诉苦的人,是那些从纸袋裹着的酒瓶子里喝酒的人(美国法律禁止在公共场所喝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因此街上的流浪汉为了逃避警察,便套着包装纸袋喝。译者注),是那些出于渴求别人的认可而当街“表演”的人们。看不见的底层:一个在慈善机构和管教所里渡过一生的阶级。当过失和苦恼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人们就沦为“看不见的底层”,要幺整日守在福利机构的房间内,要幺想方设法让人弄进一处公共设施,至于那是慈善机构还是管教机关,对他们来说并不那幺要紧。把它们想像成一条长街两侧数间毗邻的剧院也很形象。这里,每一家剧院门口都挂着挑出的遮篷,上面贴着无数海报。每一家剧院,无论是最舒适的,最少装饰的,还是最简陋的,都在旷日经年地上演有关自尊的戏剧。奇怪的是,没有哪一家能晋升为毗邻更高一级的剧院。关键问题是:每一家剧院,无论气派最为不凡还是平淡的,都不见有演员表演。...
——保罗·福塞尔《格调》
阿尔托在不同时期,先后追随了所有三条游客最多的从西方高雅文化到“别样的文明”的想象之路。首先来的是一战刚结束体现在黑塞(21)、雷内·多马尔(22)和超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所谓东方转向。其次是对西方过去被压抑住的部分——异教的精神或完全是神奇的传统——所产生的兴趣。第三是对所谓原始民族生活的发现。把东方以及西方古老的摒弃社会道德规范的、超自然的传统,还有异国情调的前文字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结合到一起的是,无论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它们均在别处。这三条路均代表了往昔的价值。尽管墨西哥的塔拉乌马拉印第安人今天依然存在,然而,一九三六年阿尔托前去访问的时候,他们的幸存便已经不合时宜了;他们所代表的种种价值属于过去,一如阿尔托一九三三年在创作历史小说《黑利阿加巴卢斯》(Heliogabalus)(23)时所研究的古代近东神秘宗教的价值一样。“别样的文明”的三个版本都见证了对一种建立在公开的宗教主题和对世俗社会的逃离之上的社会的同样寻求。…这种怀旧常常是兼收并蓄,以至于根本不可能找到其历史位置的,是现代主义感受力在最近数十年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可疑的一个层面。从根本上讲,这是殖民主义观念的一种美化;是对非白人文化在想象中的剥削,其道德生活被大大地简化,智慧则被掠夺并受到嘲讽。对这一批评,尚无令人信服的回应。但是,针对另一种批评倒可以回应,即“别样的文明”的追寻认为可以获得对历史的精确了解。这种追寻从来就不追求这样的了解。其他文明是被用作样板,它们能够作为想象的刺激物,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不可接近的。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