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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容音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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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了给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定位，提出了X阶层这一概念，即指那些有品味、有创造力、有思想、有影响力、生活得体但并不富有的阶层。这一概念后来成了美国新一代人的文化标志，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雅痞”阶层和90年代的“文化另类”（alternatives）阶层，从而进一步地解构了传统的等级社会，为社会分层标准开辟了新的向度。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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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被监督的程度，通常比收入更直接地显示等级差荆。这就表明，整个等级体制更像是在识别自由的价值，而非仅仅宣扬金钱的价值。你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监督，比你从这种受监督的劳动中领回报酬的多少，更能显示你的真实等级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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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他坚信，只要自己奋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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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地区不只是忧郁而已，它处在痛楚中。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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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创作标题音乐的文学对等物。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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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悲剧，我指的是一个唤起极度的怜悯和恐惧的事件，它的起因颇为复杂，多种多样，并且它具有一种警示或者启迪的性质，使幸存者负有严肃的责任来正视它，消化它。受审的不只是艾希曼。他以双重角色接受审判：既作为一个特例，又作为一个类属；既作为一个恶贯满盈的个人，又作为一个代号，代表以那场不可思议的大屠杀为顶峰的整个反犹主义历史。艾希曼审判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悖论：它首要地是个渗透了记忆和重新唤起的悲痛的重大行为过程，但它以合法性和科学客观性的形式把自己装扮起来。该审判是一种赋予事件以某种临时的中立性的戏剧形式；审判的结果有待决定；而被告”这个词也意味着辩护是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尽管艾希曼正如人人希望的那样将被判处死刑，但审判这种形式却有利于艾希曼。阿仑丶雷乃的短片《夜与雾》，它作为道德行为和作为艺术作品，都同等地令人满意。同样作为对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事件的一个回忆，《夜与雾》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情感上不动声色，在历史材料运用上一丝不荷，此外它还如果这个词不显得残酷的话——美。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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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和韵脚，以及诸如格律、对称、对仗这些更为复杂的诗歌形式策略，是物质符号（书写）发明以前词语为了创造自身的记忆而提供的手段；因而，远古文化一旦希望把某事加以记忆时，就把它置于诗歌形式中。正如瓦雷里所表述的：“作品的形式，是其可感特征的总和，其身体动作推动了记忆识别过程，并试图抵抗威胁思想表达的种种不同的消失状况，无论是漫不经心，还是遗忘，或者甚至是内心涌起的对这种思想的反感。”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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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大多数情形中，阐释无异于庸人们拒绝艺术作品的独立存在。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再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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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艺术中，是形式——或，用我在这里的说法，是那种想去证实而不是去分析的欲望——才终究是最重要的。是形式才让艺术作品收尾。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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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西方媒体深感兴趣，也成为阿富汗民众崇拜的偶像。正如许多杰出人物的骤然陨灭一样，马苏德的遇刺身亡也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传奇，他的照片、画像不仅在阿富汗北方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的街巷里，我也发现了印着他头像的纪念品。然而，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一直以来，阿富汗并未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政权体系，其政权运作基本上由相互冲突的党派、军阀、民族、部落等混杂构成。在阿富汗，民族、部落和宗教信仰对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各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组织形式、经济模式和风俗习惯，许多部落还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长期不受中央政府管辖，而各民族、部落与教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自1919年阿富汗宣布独立以来，历届政府都试图加强对境内各民族和部落的控制，但都遭到了强烈而残酷的反抗。阿富汗境内约有三十个民族，其中普什图族人口最多，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占着统治地位。不仅阿富汗历代国王（包括流亡国王查希尔）和军政要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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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不，“总体”医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艾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艾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性品，也不是敌人。我们——医学和社会——并没有被授予什幺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有一言相送，套用卢克莱修的话来说是：把它交还给战争的制造者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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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是政治哲学最早关切的东西，如果把城邦政体比作有机体是行得通的话，那把国家的失序比作疾病，也行得通。那些把政治混乱类比为疾病的古典表述方式—自柏拉图以降，一直到霍布斯—把关于均衡的古典医学（以及政治）观念作为自己的预设前提。疾病源自失衡。治疗的目标是恢复正常的均衡—以政治学术语说，是恢复正常的等级制。大体来说，这种诊断总还是乐观的。按理，社会是永远不会患上一种不治之症的。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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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使人变得“有趣”。优雅和敏感的标志是悲伤。这就是说，是无力。在司汤达《阿尔芒斯》中，那位焦虑不安的母亲从医生那儿确切地知道了奥克塔夫患的根本不是结核病，而是“他那种年龄和身份的年轻人常有的不满现状、愤世嫉俗的忧郁”。悲伤和结核病成了同义词。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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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赋予结核病的那种温柔的死形成对比，艾滋病和癌症一样，导致难堪的死。缠绕着集体想象力的所有那些被隐喻化的疾病，无一例外都将导致难堪的死，或被认为将导致难堪的死。有性命之虞，这本身并不足以引发恐惧。（……）人们恐惧癌症更甚于恐惧心脏病，（……）患心脏病是一个事件，但它并不给患者带来一种新身份，使患者变成“他们” (“them”) 中的一员。(p.113) (Eng. p.126) The most terrifying illnesses are those perceived not just as lethal but as dehumanizing, literally so.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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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癌症的治疗也具有一种军事风格。（……）(p.60) 只要能拯救患者的生命，对身体的几乎任何损害都被认为是在正当的。当然，这种疗法经常不见效（正如以下这句话里包含的那种意思：“为拯救本苏克，我们不得不摧毁它。”）。除了身体，一切都考虑到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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