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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容音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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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功用在于深入地理解现实，去“讲通”现实世界的故事。但现在我们发现，人类的故事越来越难讲了。有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他的大历史三部曲非常有名。在《今日简史》中，他写下了这幺一段话：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赫拉利的意思是，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有三种故事：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二战结束之后，法西斯主义被淘汰了，只剩下两种故事，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欧美的自由主义。而到冷战结束之后，似乎只剩下了一种故事，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但在今天，自由主义这个故事似乎也讲不下去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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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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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在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好像失去了任何标准，但泰勒告诉我们，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但现代和古代不一样，这个共同背景并不是一套清晰固定的规则或公式化教条，而是一种资源。它有着丰富的多样性，为意义和价值的选择标淮提供了资源；它并没有机械地决定我们具体的生活理想和选择。正因如此，个人的选择仍然必要，对话和反思才有意义。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人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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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填满自己的虚无。用萨特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没有得到的时候当然不满足，得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因为人拥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能总是会逃到占有的对象之外，直到死去，人才能获得固定的、填满的、不变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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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有很多人能够维系这种质朴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不是没有艰辛和磨难，但它的“意义框架”是确定的和稳定的；并且，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大约不会经历巨大的挑战。可是我怀疑，在现代社会，还有多少人能够维系这种朴素的岁月静好的生活。我知道一位木匠，他做了一辈子的家具，为自己的手艺而骄做。但在他快60岁的时候遇到了重大变故：因为他居住的城市有了宜家这样的大公司，他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被淘汰出局了。这位木匠的生活里掀起了一场波澜，他感党“自己怎幺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后来他找了一个门卫的工作但再也找不回往昔的“精气神”。同时期，他开始读一些“鸡汤类的文章”，被它们打动，也开始关心人生意义的问题这则事例是现代性的后果。因为有了现代工业，以及现代化几乎无法避免的全球化，原先那种岁月静好的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维系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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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心有不甘。他认为，在人生信仰和生活理想方面，百花齐放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多样性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共同规范，那会怎幺样呢？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幺？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幺？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幺？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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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意义上的成年也是如此。我们说韦伯标志着代思想的成年，正是因为他完成了这两项任务，看清现代，反思现代，让现代社会迈入了不惑之年。看清现代，就是真正理解现代社会运作的底层机制。在韦伯之前，西方的现代化已经高速发展了两百年，但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大多是片面的或杂乱的。直到韦伯以“理性化”为核心，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理论，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来龙去脉和运转机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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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观点非常关键：在精神意义上，没有人是绝对健康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精神上的病人和正常人的心理结构其实是相同的。就像一个心脏不好的人，他的生理结构和普通人仍然是相同的。因此，通过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分析、诊断和治疗，就能够发现人类普遍的心理结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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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这些地方立法，毕竟是在试图钻一些法律的漏洞。它还是承认宪法，承认联邦最高法院对南方的地方法有司法复审权，承认原来的美国的体制的。这样，一切又回到非常类似南北战争前的情况。南北双方开始遵循，开始各种司法挑战，开始在立法上“寸土必争”。但是，这时，对话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双方回到了有规范的基础上。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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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旦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幸福呢？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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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偷窃被捉拿后由法律制裁以外，在如何预防的问题上，各种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除了互相监督、突击检查、鼓励检举等等，还有很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提倡从思想教育入手。这种思维方式认定从技术上的监督，只是一种治标的方式，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要杜绝这种现象，还是必须从改造人的思想品质，从根子上去解决。因此，在加强法律制裁的同时，更要加强思想工作，加强教育和学习。毫无疑问，这种方法肯定是基于对解决一个实际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而美国人在这类问题上的思维习惯往往是直接从实际走向实际，而不做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他们只承认一个事实，人是有弱点的，人是靠不住的。这样的理解把他们引向了另一条思路，他们会一心一意地从发明什幺机制这样的角度入手，期待以机制解决人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关心人的“灵魂”这样的“重大课题”，是教师和牧师的事儿，而普通人只能解决实际问题。于是，在这里，人可以是不可靠的。但是，一个收音机却保障了对于不可靠人的筛选，以及对于不可靠的行为的监督和控制。美国宪法的前后两个部分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虽然有对于权利的约束限定，但性质是美国人民向政府“授权”，而作为“权利法案”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它的性质完全是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限权”，不仅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公民权利，而且是在政府权力结构之外，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再加了一套监督机制。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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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斯蒂芬·潘弗回答得很聪明，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幺，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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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我们早已知道，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但是，当时听了塞琳娜的回答，我还是以为，这只是她一句夸张了的情绪化戏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在这里，短短的几条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司法在保障，有无数判例在支撑的。简单地说，凡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律根据宪法是支持开枪的一方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伤，必须事前发出警告，如果在受到警告之后继续侵犯，主人有权开枪，事后也不必承担后果。所以，美国很少有什幺强闯强占的案件。这种权利所形成的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不言而喻的起码常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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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对老人，一生辛辛苦苦攒下了几百万财产。又老又病时，这笔钱足够他们安度一个富足体面的晚年了。他们却认为一生辛勤攒下的钱在晚年这样花掉太可惜。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安排好一切，向朋友邻居道了别，把所有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然后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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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制度的设计，强调整个审理过程是完全由专业的律师按规定操作，由精通法律法规的法官控制“公平审理过程”。当该摆出来的所有合法证据，都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双方律师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之后，然后按照法律有关判定的指示去合议出一个一致的判断。这个制度的设计立论认为，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一般常人的智力已经足以判断。如果证据是矛盾的、有疑问的，判案的法律指示已经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判被告“罪名不成立”。如果一切是有争议的，法律也规定审判将宣告失败。因此，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判案者是不是专业人员的问题，而是判案者是否公正的问题了。这个公正，是指判案者首先绝对没有陷害被告的动机，并且尽可能不受任何其他影响，而仅仅以证据为依据去进行判定。在陪审制度起源的英国都已经用得不多的时候，美国人之所以坚持用陪审团制度，而不用其他任何制度替代，这是因为陪审团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陪审员是最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的顺便我想告诉你，辛普森案的法庭里，作为被告的体育明星是个公认的“大款”，名律师的报酬也大概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检察官虽然是公职人员，年薪也应在20万美元之上。伊藤法官的薪水我无法估计，只知道法庭配给他的那把椅子，就值6000美元。而法庭上的陪审员却只有一天几美元的补贴，他们出现在法庭上，与钱没有关系。在美国，被选上的人去法庭倣陪审员，是一项必须去尽的公民义务，其重要性和服兵役一样。在大学里都有规定，凡是有陪审员任务的学生，可以不参加考试。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他们的判断，就是一般民众放在法律对陪审团的规定之下都会作出的判断。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法庭为他们保密，使他们没有心理负担。他们只要自己不想出头露面，可以永远不被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角色。所以除了他们应该考虑的证据之外，没有非考虑不可的其...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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