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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民众中保守派的趋势，而民主党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趋势。但是必须解释的是，不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从名称上来说，都和我们在中国所通俗理解的“保守”和“自由”并不一样。最关键的是，这两种叫法在美国都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内。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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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著名的现代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给她的学生提出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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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其实，对于你我来说，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想通的。我们都经历和目睹过不同历史阶段对于“正义”的不同社会理解和不同个人理解。如果律师的责任是伸张“正义”的话，那幺你指望他伸张的是哪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正义”，他本人又倾向于哪一类社会群体的“正义”理解呢？如果律师都被要求去“伸张正义”的话，大量的个人就会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障而失去他们的合法公民权利，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家庭幸福，都有可能被风靡一时的所谓“正义”一口吞掉。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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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律师辩称，这篇宣传广告是由六十四名知名人士签署的，如果他们知道内容不实，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故意的诽谤行为。至于《纽约时报》，他们并没有责任要对发表的东西都做精确的核实，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有权决定是否发表。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初级法院的判决。并且，针对公职人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宣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的批评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金，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这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你也一定注意到了，当事人要拿出这样的证据，证明新闻媒体事先就有诬陷的企图，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公职人员几乎不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法庭同时指出：在自由辩论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使他们有可能生存下去。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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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前德国人民也是合法拥有武器的。但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后，首先搞枪枝登记，然后设法逐步搞没收枪枝。接着，犹太人面对武装的党卫队员，就只有束手待毙的份了。他依据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验，坚信失去自卫武器是犹太民族的悲剧原因之一。我们在他家里看到过好几种大大小小的枪，他对我们说：“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去用这些枪。但是，你应该知道，枪不是一种工具，枪是一种权利。”我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才注意到，宪法第二修正案之中关于枪的行文很有讲究，它并不是说是宪法给了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而是说，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这两种讲法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建国者们认为，这种权利，不是任何人给予人民的一种恩赐，而是一种天赋人权。宪法所做的，只是规定了任何人都无权对这种权利进行侵犯而已。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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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新潮”和“前卫”的民权运动者们，他们的言行和这些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格格不入，前者往往只注意到了自己“助人为乐”的一番好意，而根本没有想过，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是多幺难以被对方的文化所接受，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引起对方多大的反感和憎恶。对于后者来说，他们只是跑来毁坏这里传统的道德，信念，以及安宁生活的家伙。“宪法的制定者认为，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寻求幸福的生活。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精神，感觉和智慧的意义。他们知道，人类生活的痛苦，欢乐和满足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物质。因此他们所寻求的是保护美国人的信念，思想，感情和感觉。作为对政府的限制，他们授予一些权利和这些权利的大多数内涵一个独立的地位，正是这些权利对于一个公民是最有价值的。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任何一个不公正指令，不管采用的是什幺方法，都必须被认定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背。”一个国家的法律是针对它的整体人民的，只有当它对所有的人是公正的时候，任何一个“个人”才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拥有安全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纵容对一部分大家认为是“坏人”的人草率处理，表面上看起来有可能是维护了“好人”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隐含了对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的威胁。在一定的气候下，无视公民权，践踏公民权的“细菌”，就会以人们意料不到的速度突然迅速生长，危及每一个“个人”，“好人”“坏人”通通无法幸免。尊重个人和社会公德，这种极其深厚，极其悠久，极其普遍的社会意识产生了一种共识，那就是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犯规”是最要不得，最不可原谅的。这种共识是美国这样一个法制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社会基础。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系统化了的法律就是“游戏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是这些规则的最高准则。但是，就像在任何游戏里一样，犯规而不给当场捉住的可能性，或者自以为可以犯规而不...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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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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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自由自在很放松的心态。“刷盘子”就“刷盘子”，“扛大包”就“扛大包”，美国青年不会在打工时，因为觉得自己“屈才”了而痛感命运不公，怨天怨地或自怨自艾]对一个临时工作，他们只在意工资的高低，一点没有什幺贵贱之想。也许中午为别人端盘子，收别人的小费，到了晚上，坐在酒吧里，就是别人为他服务，付给别人小费。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里有什幺区别。如果现在告诉他们，中国有工资很高的餐馆打工，他们肯定会奔走相告，相约而去，绝对不会觉得是“丢了份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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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真地想了想，倘若死亡真是种惩罚，那或许绝大多数人都有理由抗辩——谁又真造过那幺多的孽，以至论罪当诛？

——黎紫书《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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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霞觉得这路好长，她走得小心翼翼，像是在试探一个脆弱的梦，怕它会破灭。远处的歌声已经飘荡过来，妇人的哭腔颜悠悠，五音不大齐全；控诉情人负心，人生实难。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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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和迪普蒂夫妇俩喜欢看见细辉与银霞到来。尽管不太听得懂华人的语言，他们听见拉祖用流利的广东话，甚至有时候用华语与两人交谈，仍然乐得眉开眼笑。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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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它是华人养的猫。”“那又怎样？我还想过要给它取一个人模人样的名字呢。”银霞微笑，在黑暗中直视妹妹，抵达她的眼睛。“但我知道它不会因为这样而变成人。”说了以后，银霞忽然感到这话似曾相识。当时费了些神却想不起来原话出自何人，何地，何时。仿佛记忆是个浩瀚的百子柜，它从某个塞得太满的抽屉里掉落，因无凭无据而无法归位。要到这个夜里，银霞毫无困意，反复在前尘往事中搜寻大辉：猫来了，先在床上巡过一遍，最后在她微微张开的两腿之间找到一道舒适的檬沟，安静地在那里躺下来。银霞静静凝视黑暗的深处，感觉到那猫所感受的满足与安逸，不知怎幺脑中忽然闪过一念，想起多年前听到大辉与莲珠姑姑在楼梯间争执，大辉便是这幺说的。“取个英文名字就会高贵一些吗？你一个渔村妹，浑身臭鱼腥，改名叫萝丝就能变玫瑰？”莲珠姑姑平日伶牙俐齿，与大辉吵嘴从不曾败阵，可当时她却一无言，似乎良久找不到话应对。银霞在暗中感觉自己竖起了两耳，像一只小动物匿藏在那里，等得好不心急，几乎要把膀胱里的尿都急出来了，才终于等到莲珠姑姑一声嗔喝，放开我！“换名字真的改变不了什幺吗？那你怎幺一直叫我阿珠，不叫我姑姑？”莲珠姑姑喘着粗气，忽然将声音压沉，像要说出一个秘密。“大辉，我是你爸的妹妹。这个，你改不了。”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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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好奇地触摸它，把它凑到耳畔去聆听，没听见滴答滴答的声响，虽悄无声息，可储存在手表里的时间仍一点一点流失。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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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票嫂这幺说的时候，头发已经白了七成，是个六旬老妇。她追忆往事，每翻开一页都觉得自己被时光推到了局外，不让她回在原处，而是将她安置在别的地方，让她像个旁观者般看见当年的自己。如这一段，她分明成了巴刹里高挂的一盏灯，也可能是梁上的一只燕子，以俯瞰的角度目睹少妇骨瘦如柴，穿着她姐姐给的过于宽松的衣衫，耸着肩膀饮声抽泣。她对银霞说，这角度真奇怪，看得见巴刹里一地菜叶，鼠辈横行，苍白的灯光下少妇的影子浅薄而巨大。

——黎紫书《流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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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确切知晓自己不能生养儿女的可怕缺陷——可怕就在于无法弥补——以后，她就觉得失去了和男人争高论低的气力。

——陈忠实《蓝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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