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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世情缘
生命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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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凤笑道：“死党就系死党，朋友交了这么久，如果说断就断，太没良心了，也不算是什么好人。何况人心隔肚皮，不容易看清楚哪个人好、哪个人坏，而且谁都可以好，也谁都可以坏，视乎面对的是谁和做了什么事。所以不如简单些，要求自己做个好人，那就算了。” 丽萍追问：“怎样才是好人？阿凤耸肩道：“首先系不做坏事啰。坏事就是伤天害理，为非作歹，损人利己，这都不难明白。如果你不做坏事，又愿意帮人，肯蚀底，可以让别人开心，那就是好人，日头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夜晚可以睡个好觉。”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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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问的是影响力。如果允许我嘲弄一句，那这是一个男性问题。男人总是非常热衷于影响力；但我是从表面来看待这事，可以这么说。让我自己发挥影响力？不，我想理解。而当其他人在与我的理解的相同的意义上理解，那就给了我一种像家一样的满足感。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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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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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推动这一倒转的动机是多么强有力，我们首先要摆脱一个流行的偏见，就是由于现代科学的广泛应用，就把现代科学的发展归因于一种实用的要求提高和改善人在地球上的生活状况。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假如我们不得不依赖人的所谓实用本能，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技术；而且今天，即使已经存在的技术发明带来的动力有可能推动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如果我们一味让自己相信，人首先是一个实用的存在者的话，则我们被技术所规定的世界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更不要提进一步的发展了。P22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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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the vulgar will condescend to derive their pride from what they have done; they will, by this condescension, become the “slaves and prisoners” of their own faculties and will find out, should anything more be left in them than sheer stupid vanity, that to be one’s own slave and prisoner is no less bitter and perhaps even more shameful than to be the servant of somebody else.”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而且他们会发现，如果说除了纯粹愚蠢的虚荣之外，在他们身上还剩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做自己的奴仆和囚徒，跟做别人的奴仆一样痛苦，也许更屈辱。跟做别人的奴仆一样更屈辱。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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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人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当马克思坚信革命的目标不应当停留于劳动阶级业已实现的解放，而必须最终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时，他就已经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个危险。乍看之下，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似乎是乌托邦性质的，而且也是马克思学说中唯一严格的乌托邦因素。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说就是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也最终意味着从消费中解放出来，即摆脱作为人类生活根本条件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不过最近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所开辟的可能性，已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昨日的乌托邦会变成明日的现实，到了那时，有死的人类限于生物循环而固有的“辛劳愁烦”，最终竟剩下了消费的辛劳愁烦。然而，即使这个乌托邦也不能改变生命过程本质上不能建立世界的空虚性。生物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一劳动和消费阶段，也许会把它们的比例改变到让几乎所有的人类“劳动力”都花在消费上的程度，随之而来则是闲暇的严重社会问题，即如何为每日的消耗提供足够机会，以保持消费能力的完整。轻松、无痛苦的消费不会改变生物生命的吞噬性质，反而强化了这一吞噬性质，直至彻底从辛劳痛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又要自由地去“消费”整个世界，并自由地再生产他每日想消费的所有东西。如果世界和世界的物要经受这个彻底机动化的生命过程的无情运转，那么不管有多少东西在这个社会生命过程中的每一天、每小时出现和消失，对于世界来说都无足轻重。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与其说是自然生命令人哀叹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是所有人类生产力都被吸收到一个极大地被强化了的生命过程中（尽管是以人工的方式），自动地、无痛苦地重复它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机器的节律极大地扩张和强化了生命的自然节律，但是它不仅不会改变生命对世界而言的主要特征一一对世界持存性的消耗，...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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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基督教关于个体生命不朽的“福音”颠倒了古代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把一个最易朽的东西——人的生命，提升到了不朽的地位，而在那以前，这个地位是宇宙占据着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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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要根据不同杀人组织的“吸收能力”，同时也要根据大量工业企业的奴隶劳工的需求来确定（很多企业发现在死亡营近建立分厂有利可图）。（除了党卫军旗下那些不太重要的工业企业法本化工公司、克虏伯工厂、西门子一舒克特工厂都制订了在奥斯维辛地区以及卢布林死亡营附近的建厂计划。党卫军同商人之间的合作完美无缺；奥斯维辛的赫斯就同法本化工公司代表的交情很好。工人工作条件极差，假借劳动杀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据希尔伯格的说法，在法本化工公司工作的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两万五千人。）对艾希曼而言，遣送和运输不再是“解决方案”的最后阶段。他的部门成了纯粹的工具。于是，当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束之高阁时，他感到十分“怨愤和失望”；唯一尚可聊以自慰的是，他在1941年10月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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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并栽种雪松大道的那个人，永远也没机会看到它成型，不仅他自己，连他的孩子，甚至孙辈们也没见过，但他们能清晰地预想到它未来的样子。这些18世纪的景观设计师对未来的信心是多么惊人啊！到了我曾外公买下这座房子时，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有了这条宁静、隐蔽、壮丽的路径，女眷们可以不弄脏鞋子就进行有益健康的锻炼，先生们也可以在此独处，在林间的私密氛围中梳理思绪、获得灵感。

——戴安娜·阿西尔《活着，还活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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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1946年到1984年，安德烈在办公室管理上的主要手段一直是威胁我们厄运即将来临，但厄运真正来临时，他却迟迟没有意识到。长期以来，他更愿意将公司的症状解释为“暂时的低迷”。我们出版社的倒闭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要由两件事共同促成：一是愿意阅读我们主要出版物的人数减少，二是经济衰退。………………每次涨价后，人们依然会买书，但这类人的数量并不多。只要有人说我们的书销量减少不是因为价格上涨，而是因为别的因素，安德烈就很不耐烦……一切确实变得更贵了，这就是生活，人们已经习惯了。可是在我看来，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除了我们，别人也做过多次尝试，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推出过“文学类”第一批小说的廉价版本，但价钱便宜也并没有卖得更好。买书的人（不包括那种买实用性操作指南类图书的人们）分为两类。一类人买书是因为他们喜欢书籍，可以从书中得到点什么；还有一类人是将书籍当作众多娱乐方式的一种。第一类人规模较小，他们会不断阅读，就算不是永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日子里，也会一直读下去；第二类人则还需要争取，畅销书就是因为这类人而出现的，只是因为有人说某本书很特别就能引发风潮，但这同时会让出版商很头疼，因为读者会变得越来越难争取和讨好。…………当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我曾觉得我们应该对此做点什么。看看30年代的艾伦·莱恩，他就想出了企鹅出版社的点子，那不也是为了满足需求而进行的出版革命吗……我们就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做点儿类似的事儿吗？皮尔斯和我偶尔会讨论一下（安德烈则从不会为这种无谓的推测而烦恼），但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皮尔斯认为我们应该减少小说，寻找必要的、严肃的非虚构类出版物，他说得对，但知易行难。我的大脑则一片空白，我太固执于自我的方式，不想做出任何改变，这是我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出版自己喜欢的图书，想到改成任何其他类型的书，就觉得可怕。所以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这一定...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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