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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浪子
要么忍，要么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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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动机促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的球迷醉心于他们的运动项目。其一是他们需要以失败者的身份认同胜利者，他们需要笔直地竖起食指，手舞足蹈地尖叫“我们是第一！”一名棒球手说：“贫民所喜爱的比赛项目的全部目标就是要赢，这就是我们出售的。我们向许多在常规生活中根本无法得胜的人们出售胜利，他们将自己与‘自己的’球队——一支得胜的球队——联系在一起。”除了这种从各式各样的胜利中获得的体验外，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热衷体育运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体育运动鼓励了通常与决策、管理或发布见解的阶层有关的炫耀才学、教条武断、记录备案、隐秘机智的知识，以及各种各样的假学识。每年秋季的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年度超级杯橄榄球赛，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扮演一次博学的烦人者和酒吧间里迂腐的空谈家，在短暂的赛季模仿上层阶级特有的权威模样，发表意见、颁布消息。也就是说，这两大赛事是一年两度无副作用的机会——似乎出于大自然的匠心，十分离奇，分别在逼近冬季和夏季的极点开始，使普通人也能获得一些自尊。因此，它们就像民主、神圣的日子和举办仪式的场合一样不可或缺。如果一位贫民阶层成员对可能导致某著名联队名次上升或下降的原因一无所知，作为精通“比赛关键分”的行家，他可以假装了解为什幺此番“战马队”或“闪避队”会赢，这样做能够满足某种强大的需求。由这些赛事引发的酒吧间或客厅争论，简直是国会山上和法庭里那些高级辩论的贫民阶层翻版。而对各种证据进行的精明权衡、各种深思熟虑的推断，则模拟了最高知识阶层的集会和研讨会的必要步骤。此外，反方遭受的讥讽和抨击，足以媲美最好的书评家和戏剧批评家的尖刻和雄辩。

——保罗·福塞尔《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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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帕韦哲对如何利用和如何运用他的受难的思考中，找到他的日记的整体性。文学是用来受难的一种形式，孤独是另一种形式，它们既可用作激发和完善艺术的一种技巧，又可当作一种价值本身。自杀是第三种、也是用来受难的最终形式一一但它不被设想为着难的终结，而是运用苦难的最终方式。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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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们要权衡什幺感觉才算对，并挑选同情，这就未免太简单了。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远方受苦者与有幸安坐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例子。只要我们感到自已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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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痛苦与认识痛苦是截然不同的，那幺抗议痛苦意味着什幺呢？...这些残酷画面（指宗教画或雕塑中的受难题材），没有附加任何道德任务。有的只是挑衅：你敢看吗？敢看这种图像而不畏缩，本身就有满足感。而畏缩也含有快乐。......创造性的恐怖可以吓坏人。但是，观看用特写镜头拍摄的真人真事的恐怖，不仅会有震撼，还会有羞愧感。...我们其他人都是窥视狂。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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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对卡夫卡的作品如痴如醉，但我觉得我从卡夫卡那里已经学到了我能学到的一切。转向一些与早年相异的口味让我感到兴奋一这并非对以前的作品有不敬之意一而是因为我需要新鲜的血液、新的养分和新的灵感。而且也因为我喜欢做不同的自己，去尝试学习我不会的或我不知道的。我很好奇。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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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很谨慎，但阿里小心翼翼地和我交谈起来。他大概早已存下许多疑问，比如：“你为什幺一个人出门？”“你的兄弟们在哪里，他们为什幺不陪着你？”“你为什幺要从那幺遥远的国家来到这里？” “你来这里是想做什幺？” 起初他远远地站在凉台门口发问，瞅见有人来了便赶紧闪开。后来他在不远处坐下来，面朝着我。我仔细跟他讲述我自己、我生活的国家、我的旅行，还有我面对的世界。他低头沉默而用心地听着，偶尔擡头望望我。渐渐地，他的问题变成：“在你们国家，男人们在做什幺，女人们又能做什幺？” 我也开始问：“你呢？你的家庭呢？你的国家呢？” 阿里是个孤儿，这个三岁时因父母双亡而投靠叔叔的孤儿，通过自身努力长成了这样一个诚实忠厚而安详的人。关于自己他说得并不多，他的目光每每掠过凉台栏杆投向远方。我待在凉台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常常从傍晚到夜近。天黑下来了，远近的灯光在夜色里渐次明亮，凉风也从酷日的压迫里得到解放，悄悄地从山那头吹拂过来。那些交谈的傍晚是多幺愉快的时光，坦诚的空气弥漫在凉台上。我本来是孤单地面对着喀布尔，与阿里之间的坦诚却缓释了这一点，使我感到恬然。有时人们会问：“你一个人在路上，不会感到孤独吗？” 我很少想到这个问题。即便出发时只身一人，一旦到了路上便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便不会感到孤单。我曾凭借对真诚和信任的理解增强着自己对生活的信心，在漫长的旅程中，在与不同的人交往时，我也将对真诚和信任的发现当作一种至大的收获。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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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找到了喀纳斯。在那样的年纪，我还并不知道什幺叫作艰难，幸运的是，在真正理解艰难的含义之前，路途就这样给了我一个明亮的希望，而这希望也将继续照耀着我今后的路途和内心中愈来愈深的艰难。所以，我找到的不只是喀纳斯。我在路上碰见的那些人，正是他们，构成了我在漫长路途中寻找到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喀纳斯。人们。这一切与阿富汗有什幺关系吗？是的，因为我，因为路途和世界，喀纳斯和人们就与阿富汗产生了关联。如同你，亲爱的陌生人，假使你正在阅读这本书，那幺在你和我之间，在你和喀纳斯与阿富汗之间，也就产生了一种遥远的无以名之的联系。时空就是如此简单地被我们的生活和旅途所联系着。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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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结核病和癌症这样的大病，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用它们来提出有关个体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标，用它们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1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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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尔贝格的电影完全是折中主义形态下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超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趣味的一个后期变体，是假定了一个破碎的、人死后的世界的浪漫主义。它是一种带着倾向于混成作品的浪漫主义趣味。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推进有赖于分割和重新聚集的传统，体现出怜悯和反讽的精神；这些传统包括概述（或可以不断添加内容的单子）；通过缩微化来复制的技巧；引文艺术的高度发达。通过这些传统，尤其是视觉引文和听觉引文的循环往复，西贝尔贝格的片子同时容纳了许许多多的时空——这也就是其戏剧反讽和视觉反讽的主要手法。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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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其英雄形象，撤开其自称为一种敌对的感受力，现代主义已被证明与高级消费社会的精粹极其和谐。现在，艺术是名目繁多的满足的别名，代表着无限制的剧增和贬值，代表着满足本身。在一个充斥着阿谀奉承的地方，做成一部杰作似乎是一种倒退的举动，一种天真的成功。杰作总是难以令人置信（就和有人为之辩护的妄自尊大一样），现在，杰作真是风毛麟角了。杰作倡导巨大的、严肃的、具有约束性的种种满足。它坚持认为，艺术必须是真实的，而非仅仅有趣，艺术是一种必需，而非仅仅是一种实验。杰作使别的作品相形见绌，它向当代趣味那种轻率的折中主义提出挑战，它将赞赏者抛入一种危机状态之中。

——苏珊·桑塔格《土星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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