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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是字面的含义。英语“modern”这个词的原意是“当下或此刻”,“现代”就是指“现在或者最近的这个时代”。可这幺说来,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当下的时代”,那幺每个时代都会习惯地自称为“现代”吗?当然不是。 “modern”这个词是什幺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并不古老,它要一直到16世纪才被创造出来,之后成为日常用词,越来越流行。也就是说,在16世纪之前的西方,“现代”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并且,很久以来人们不太关心“当下的时代”,缺乏对当下的敏感度。 这就让我们进入这个词的第二层意思,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意味着对当下新颖性的敏感,是指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者说历史观。 在古代人的历史观念中,“当下的时代”不过是以往时代的延续和重复,没有什幺新奇之处,也就不值得特别的关注。在古代世界,包括中国,人们感知到的时间是不断在循环的。许多直接的自然经验都和人们的这种感受相吻合,比如日复一日的太阳升起又落下,年复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王朝的由兴而盛、盛极而衰的更替…这些都对应着循环的时间意识,它们在学术界被称为“循环历史观”。 但到了文艺复兴,特别是在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上述的“循环历史观”被改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当下的时代”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敏感。“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因此,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而是线性展开的一从过去、到现在,然后通向未来,时间成为一个有方向的矢量概念。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烟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 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 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它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幺,“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 “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