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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天使
为了找到对的你，我选择剩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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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想说自然会说，迫不来，即使迫了亦只会说假话。那得先看你认为什么是‘不奇怪’。有了不奇怪，才有奇怪。如果不跟别人比，只看自己，再奇怪的事亦很正常，对吗？凡事不去比较，便没烦恼了。管它奇不奇怪，最重要是自己喜不喜欢。晚风从海面吹来，把姐妹们留在地上的花生壳吹得哗哩哩地到处滚动，稍停，再滚动，像有无数对木屐在毫无方向地急行疾走。人都退去了，天台空荡荡，却似有了更多的人。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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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从无机物中发端，对于无机过程来说是一个无限不可能的事件，正如从宇宙变化的角度看地球的形成，或从动物进化的角度看人类生命的出现，也是无限不可能的事件一样。新事物总是以颠覆统计学规律和概率的形式发生的，而对于一切现实的日常目的来说，规律和概率就等于确定性，因此新事物总是以一种奇迹的面目出现。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总是可以从他身上期待未曾预料的事情，他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一点又之所以是可能的，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就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而言，真的可以说在他之前，无人在此。如果行动作为“开端”相应于诞生的事实，如果它是诞生性（natality）的人类条件的实现，那么言说就相应于差异性的事实，是复数性的人类条件的实现。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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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予人造物以稳固性（没有这种稳固性，人就没有一个可依的家园）的事物当中，有许多东西既没有严格的有用性，而且，由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没有可交换性，从而不能通过共同的等价物，如货币来交换；如果它们进人交换市场，也只能被任意定价。另外，我们与艺术品的恰当交往方式不是“使用”它；相反，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普通使用对象的整个场景中搬离出来，它才能获得在世界中的恰当位置。同样道理，它也必须远离日常生活的紧迫需求和需要，比其他东西都更少地与日常生活发生关系。艺术品是否一直都是无用的，还是它从前曾为人的所谓宗教需要服务（就如同普通使用物为更一般的需要服务一样），并不是这里讨论的范围。即使艺术品在历史起源上确实有专门的宗教或神话性质，事实也是艺术在与宗教、巫术和神话分离后，仍灿烂辉煌地存在了下来。由于这种显著的恒久性（permanence），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オ变得一目了然，以全一朽的告一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已经真正到场了，它闪耀而被看见，它发声而被听闻，它言说而被理解。艺术品是所有有形事物中最具世界性的东西；它们的持存几乎不受自然侵蚀过程的触动，因为它们不是供生物生命使用的，对它们来说，使用决非它们的内在目的的实现（就像一个椅子在被用来坐的时候就实现了它的目的那样），而是它们内在目的的毁灭。因此，艺术品的持存性比其他事物为了存在所需的持存性更高级，它可以跨越时代而达至永恒。在艺术品的恒久中，供有死者使用和栖居的人造物的稳固性（从来不是绝对的）才获得了它的代表物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的持存表现得如此纯粹和清晰，因而也没有哪个地方能让物的世界如此壮观地把自身显示为有死者的不朽家园。似乎世界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永恒中才变得一目了然，以至于关于不朽预告一一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有死者的双手创造的不朽之物一一已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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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如此看来，没什么事情会“毫无现实意义”，至少从长远看不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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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处理的既不是犹太民族有史以来遭遇的头号灾难史，也不是要陈述极权统治制度或者追溯德国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一段历史，更不是要撰写一篇关于恶的本质的学术论文。每一场审判的中心，都是这个被告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人有他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糅合了各种属性、特征、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的独一无二的合成体。除此之外的一切，比如犹太民族的流散历史、反犹主义或德国民众以及其他民族的行为，或者当时的意识形态、第三帝国的统治机器……只有当这一切为审判者提供背景、能够再现被告犯罪的具体情境时，才能左右审判。被告没有涉及的事情或对他从未发生过影响的事情，法庭审判必须不予考虑，庭审报告也必须不予采纳。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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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30日，德意志帝国一一包括德国、奥地利和保护国一一宣布无犹化。这个日子比希特勒所希望的晚了好久。没有确切数据表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遣送出这片国土；但是我们知道，按照徳国1942年的统计数据，二十六万五千个已被遣送或符合遣送条件的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幸逃脱。也许有几百人，最多几千人，成功地找到藏身处，并在战争年代幸存下来。1942年秋天，纳粹党参谋部下达一份内部通告，正式对遣送行动作出官方解释。这同时也是一个绝佳诠释，证明他们在平复犹太邻居可能引发的良心不安方面多么驾轻就熟：“为最终现固本民族利益，只能采取冷酷到底的方式解决这类极其棘手的问题。此乃人之常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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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审判期间，一位证人指出这种“人道”的不幸后果：人们自愿被从特莱西恩斯塔特运到奥斯维辛，并斥责那些试图告诉他们真相的人“简直是疯子”。我们熟知纳粹时期的各个犹太领袖。位居榜首的是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罗兹首席犹太元老，被叫作哈伊姆一世。他发行过印有他签名的纸币，以及印有他头像的邮票。他还乘坐一辆破马车到处周游。紧随其后的是莱奥贝克。他学识渊博、温文儒雅，接受过高等教育，相信犹太警察会“更加温和、更加得力”，会“令磨难得到缓解”（然而实际上，他们当然更加凶残、更难收买，因为对他们而言风险太大）。［124］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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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生存没有意义，就像有神论者看待无神论者一样，是十分荒谬的，反之，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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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应该这样问：什么样的读者分别吸收了文字的哪一部分？我觉得在读者的意识深处，或随着他对文字内容的回应，所汲取的应该正好是自己需要、同时文字也正好能满足这一需要的部分吧。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年轻的朋友萨莉，她的孩子到了学习阅读的年纪时，萨莉很是苦恼，因为她发现很多幼儿读物的主角都是动物，比如书里写一只小老鼠，而不是一个小孩子，因为不听妈妈的话而惹了一堆麻烦，一只小兔子去菜地偷菜，一头大象最后当了国王。为什么呀？她问，为什么要用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生活相关的故事来教育孩子呢？但我倒觉得，孩子们之所以会对书里的动物们有反应，是因为人在小时候，并不需要去发现或认识“真实生活”，他们最需要发现或认识的，其实是自己的感情。拿那对广为人知的卡通人物，《小熊维尼的小屋》里的小猪和跳跳虎为例吧：小猪是个脾气急躁、胆小如鼠的小家伙，被逼急时也会表现得很勇敢，但这会让他付出很大代价；而跳跳虎则是个非常自大的家伙，有时甚至很讨人厌。这两个角色中有小朋友们想去发现和认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自己身上也能找到这些特征。如果通过一个孩子来表现这些特征，那这些特征就会只属于这个孩子，因此会引发一种人面对另一个人所特有的挑剔心态。而用“虚构的”动物来表达（我还没见过哪个孩子头脑简单到不知道动物不会说人类语言），就可以避开这种心态，直接深入到急需被孩子分类、理解的感情深处。孩子们熟悉的关于人而非动物的故事，比如邮递员帕特的故事，也会将主角用这样一种不真实的方式来描述，就好像他也是动物一样。对萨莉的孩子而言，重要的不是给他们讲好听的真实故事，而是在他们对真实故事有需求时，为他们准备好。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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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向我展示了一种信仰的三棱镜：写这部书的人心里怀有的绝对信仰；我外婆虽被冲淡但依然真实的信仰，尽管她并不像犹太人想象耶和华那样想象上帝，只是依然相信他的存在而己；以及还有些人虽然将耶稣的圣子身份、完美无缺等观念看作寓言，但依然觉得作为好人就应该保有这一信仰，因此对其神性怀有信任的信仰。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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