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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天使
为了找到对的你,我选择剩下自己。

 
老左派的革命通常是一种不涉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政治一经济革命,所以欧文・豪那一代老左派与他同时代的文化保守派特里林小圈子一样,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特里林本人就以马修・阿诺德遗产的美国传人自居),而资产阶级当初并没有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不过继承了贵族时代的高级文化。与贵族时代的社会等级制一样,这种文化也是等级制的,不仅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格格不入,而且排斥和贬低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因为它建立在好与坏、高级与低级、崇高与庸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基础士,而在六十年代反文化激进派看来,这一基础本身就成问题。“新感受力”的颇具颠覆意义的重大发现之一,是这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的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即它实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表达的是这个阶级特定的伦理模式审美旨趣和权力意志,却偏偏要以普世主义的神话出现。当特里林小圈子以“无知”来奚落波希米亚人时,波希米亚人大可把这一恶名抛回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确对“高级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大众文化、先锋派等等)更加无知,仿佛“文化”指的就是“任何一个学习人为学科和当代文明专业的大学生在第一学年就能接触到的那种“高雅'文化”(秋克斯坦语),而狄克斯坦则尖锐地指出:“但是,所谓高雅文化者,不就是经过规整的先前的犯上作乱的记录,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先锋们的历史,是那些被供奉进了万圣殿并一直受人膜拜的丑闻集吗?可五十年代的最大特点却是偏爱一成不变地在文化上------在诗与非诗之间,在大众文化与中产文化之间,在高级文化、中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在诗与宣传品之间,在文化与野蛮之间------作出区分、排斥异己、设置等级。 从这种意义上说,“新感受力”的提出,意味着大众文化和先锋派艺术开始明确地与高级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它所采取的策略不再是对既定的二元对立价值评判标准的逆转(如以大众文化取代高级文化),而是“反对阐释”...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苏珊·桑塔格《床上的爱丽斯》
“你对阿富汗是什幺感觉?”昌弘问我。我想了想,觉得很难回答。“我对阿富汗的感觉在另一个国家时也产生过,那是在柬埔寨……”我尝试着。“那时我坐在窗户密闭、空调宜人的旅游中巴上,车子疾驰过遗留着弹坑的简陋道路,身后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土。那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厚厚的红色尘土挂在道路两旁的棕榈树、芭蕉叶上,挂在破败的茅草屋顶上,看上去就像一层坚固的红色铁锈。几个小孩儿在路边红色的泥潭里游泳,看见车子驶近,他们从泥水里钻出脑袋,站直身子,呆呆地看着这些载满异国游客、在路上繁忙奔驰的车辆。“我看到他们,蓦地心痛难忍,又对自己的游客身份十分羞惭。我靠在车窗上难过地问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幺,可我什幺也做不了。在阿富汗也是如此。你正在为阿富汗做点什幺,不像我,只是一个游客。我常为这种游客的身份感到为难,感到羞惭。”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回忆的闸门竟然打开了。 “这样的感觉在印度也有。那时我坐在火车上,早上卧铺收起,肤色乌黑的小孩儿泥鳅一样趴在地板上清扫垃圾,之后坐在自己扫出的垃圾堆上伸出乌黑的小手向人要钱。他们是‘贱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也将是‘贱民'。看着他们的小脸,我不禁想若是自己出生在印度,可能也会像他们那样在别人脚底爬来爬去地擦洗地板。” 一时间我仿佛看见了曾遇到过的那一个个人。我们沉默下来,只听见远处的风儿在林子间招徕风声。 “对不起,说起这样沉重的话题。”我低声说。
——班卓《陌生的阿富汗》
一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地上都嫩绿了,便是不很换叶的松柏也显得格外的娇嫩。桃红和青白色的斗大的杂花,在眼前还分明,到远处可就成为斑斓的烟霭了。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他们渐渐的走得远,说得多了,伊也渐渐的懂不得,只觉得耳朵边满是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二伊将手一缩,拉近山来仔细的看,只见那些东西旁边的地上吐得很狼藉,似乎是金玉的粉末[6],又夹杂些嚼碎的松柏叶和鱼肉。他们也慢慢的陆续擡起头来了,女娲圆睁了眼睛,好容易才省悟到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东西,只是怪模怪样的已经都用什幺包了身子,有几个还在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的毛毛了,虽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尖的白杨叶。“上真[7]救命……”一个脸的下半截长着白毛的昂了头,一面呕吐,一面断断续续的说,“救命……臣等……是学仙的。谁料坏劫到来,天地分崩了。……现在幸而……遇到上真,……请救蚁命,……并赐仙……仙药……”他于是将头一起一落的做出异样的举动。可是先前拉得过于猛,以致从山上摔下一个脸有白毛的来,此时赶不上,又不会凫水,便伏在海边自己打嘴巴。这倒使女娲觉得可怜了,然而也不管,因为伊实在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些事。伊气得从两颊立刻红到耳根,火速背转头,另外去寻觅,好容易才看见一个不包铁片的东西,身子精光,带着伤痕还在流血,只是腰间却也围着一块破布片。他正从别一个直挺挺的东西的腰间解下那破布来,慌忙系上自...
——鲁迅《故事新编》
日落时分,两辆卡车载来满满的人,至少有一百名。军人们用刺刀在那块农田画出四方形的线,要那些人都站在里面。站好、不要坐下、排好队,好像是军人们在叫喊,但因为风吹向大海,听不清楚。随着哨声的不断传来,后来人们开始静静地排队站在线里,军人就再也没有吹哨子。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军人下达了命令,要站在线里的十个人出列,整齐地面对大海站着。我以为是要给他们什幺处罚,所以静静地看着。只看见军人们从后面开枪,十个人全部往前倒下。军人又命令十个人出列,大家都不想站出去,队伍就乱了。军人们挥舞着枪托,要大家站好,站在后面的十多个人冲出线外,往我家的方向跑来。当时我二十二岁,我大儿子才满百日。军人们朝我们家开枪,我紧紧抱着孩子盖上棉被。孩子他爹当时刚进民保团(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选举时组织,直到一九五○年春天为止,作为当时警察下级、支援组织活动的团体。民保团的起源是乡保团,乡保团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选举前夕,以警察的“协助机关”性质为组织,辖区警察署长实际带领团员,弊端严重。乡保团作为右翼恐怖袭击的帮凶,成为民怨的对象,选举后的五月二十五日采取解散措施,但同年六月又组织民保团,当作警察的辅助团体。民保团也强迫捐款等,引起巨大社会争议。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时民保团员达四万多人,由于团员们的专横和暴力越权行为,面临舆论的恶化。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李承晚总统表明解散意向,在五月三十日选举后的七月二日采取解散措施,但其后却被改编为“大韩青年团特武队”,继续发挥李承晚政府独裁政治的前卫作用),每天要去警察局工作,直到晚上才会回家。哎呀,只有孩子和我两个人……我那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那幺多的枪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安静下来,我发抖地从窗户洞里往外看,那幺多的人全部倒在农田里。军人们两人一组把一具具尸体扔进大海,看起来像是衣服漂浮在海上一样。
——韩江《不做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