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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二娘发布的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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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那就算不上是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散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这是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社会，一种平庸而单面的世界。他认为，如果社会的进步只是变得富裕或者只是财产的转变，那就是对“人的解放”这一承诺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弃。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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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把个人与群体分离开来，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个人主义的转向”。这个转向也是观念性的。个人当然永远生活在群体关系之中，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变成与世隔绝的孤立个体。但是，古今之变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人口的流动，对个体的直接影响就是，你不是被绑定在某个特定的群体之中过完这一生的。在古代社会中，大部分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群之中。因此，你根本不能想象，离开这个社群你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幺样，因为你的物质生活依赖这个群体的供给，你的精神生活也是亲朋好友邻居塑造的。在这种处境中，个人深深地嵌人在社群之中，“个人主义”的观念是匪夷所思的。但在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乡，到陌生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个人依然离不开社群，但总是可以离开任何一个特定的社群。于是，你会发现，那种无法离开的所谓“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是一个神话，只有你和你自己才是血肉相连的。个人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突显出来。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群体，进人别的群体。这就是“个人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带来了传统社会难以想象的个人自由，生活变得多样而丰富，这是现代性的主要成就。但个人主义的自由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个人失去了与一个特定群体的久远、厚重和牢固的纽带关系，这带来了孤独感、漂泊感和乡愁。这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部分。强服最后我们来总结这一节的要点。我们首先用三个故事来展示古今之变的主要特征，就是原本“自然的”后来变成了“不自然”。紧接着，我们讲解了古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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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曾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它不是用恐怖的手段来控制大众，而是用无尽的消费和哼受来贿赂大众，让们陷入“舒舒服服的不自由”之中，难以察觉社会对自己的控制，也就无从反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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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的作用与条件比如，有对夫妻发生争议：10岁的孩子该不该有自己的手机？丈夫说应该，妻子却不同意。那怎幺办呢？他们可以对话讨论，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文化养成等方面找依据，甚至还可以查文献做研究，然后双方在讨论中来权衡利弊。这种讨论，最后未必能达成共识，但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可能达成共识，因为它们都在运用交往理性。但如果丈夫说，哪来这幺多废话，家里的事情我说了算；或者妻子说，孩子的事情我才有发言权，这时候策略行动就压倒了交往行动，哪怕最后双方还是有了一个结论，却不是通过“交往理性”达成的公式，只是前面提到的，没有规范的妥协或宽容。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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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幺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幺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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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被看作是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生命驱动力。欲望不再是可耻的，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充满生命力的真实人性。欲望和理性、道德的冲是在突中，反倒是压抑欲望的理性好像很残忍，而道德内疚感可能是虚伪的或者愚昧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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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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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它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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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为。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知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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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这在一百年值得前的西方，是颠覆性的见解。当然，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并不是从韦伯才开是“天其始的，早在启蒙时代，就出现了反启蒙主义者和对理性主义的怀疑论者，但那福”、些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论述，从未达到韦伯那样的完整性水平。和上述思想家相较，韦伯现代性论述的完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到医院，我不是简单肯定或全盘否定科学理性的意义，而是深人地分辨科学理性能做什幺和不能做什幺，而且在科学能做到的理性化后果中，同时阐明其正面的成就不要去越和负面的问题。其次，他对现代理性化的分析，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关系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同时切人了现代线，拖人的精神信仰领域与现代社会的制度结构领域。的代价凝总之，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也敏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你鞋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最高超贼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远无粗我从韦伯浩瀚的思想中提炼出三个核心命题，它们分别为“世界的祛是糖魅”“诸神之争”“现代的铁笼”，以及一个重要概念“工具理性”。在本章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分别来讲解韦伯的这几个命题与概念。的“方溪造了现性思考题司时他关于科学能够做到什幺和不能做到什幺，你有什幺样的想法？或者你有遇到过理相关的例子吗？...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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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你可以用这四项“有效陈述”的标准来检查一下自己平时的谈话。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探索，可以去读哈贝马斯的著作。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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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为现代化的普遍化进程，做了个三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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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关怀之所以“终极”，是因为它追寻的是所有答案背后的根本答案。回应终极关怀的依据，就是所谓“人生信仰”或者“人生理想”。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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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烟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我们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讲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说“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从什幺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幺重要了呢？事实上，“我喜欢”变得如此重要，一方面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幺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在乎”，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的话，“选择”就成了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变得脆弱、变得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面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面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种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甚至能压倒其它一切标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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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不是已经奄奄一息，只是垂而未死呢？其实不然。宣告自由主义死亡的言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读过一篇2019年发表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两位教授，题为《自由主义的多次死亡》。这篇文章对谷歌收录的3000万本以上的图书做了词频分析，发现自由主义的最初死亡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在进入20世纪时又多死了几次，到了1920年之后，几乎就在连续不断地死亡。相比之下，威权主义似乎从来不死，而保守主义只是偶尔死亡。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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