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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简介：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
共2268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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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人文学者应当理解我们时代的科学，就像洛克和柏拉图熟知他们时代的科学一样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不那幺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便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人们真的能从历史教训中获益吗？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 J. P. 泰勒在评论拿破仑三世时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数研读过历史的人一样，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如何犯下新的错误。”然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日子里，肯尼迪总统正在阅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八月炮火》，由此他警觉到，困惑、犹豫和大国之间缺乏沟通使得欧洲滑向了战争，他意识到必须明白无误地向赫鲁晓夫表明立场，才能避免核战争的危险。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国跟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恰当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谓“关系性”的自我联系起来，与外部对自己的认识结合起来，完全孤独的自我是无法理解自己的。（P12）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秩序不意味着消灭冲突，而是一种应对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与机制。……秩序的形成意味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更有效的方式，来把冲突限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或者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来解决它，而不必采用大规模的战争和暴力来处理。所谓“秩序”是指能够以恰当的、适度的方式来应对和化解冲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5: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公共讨论而言，西方现在奠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基本社会构架，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续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非西方国家借鉴？它们的局限和困境在哪里？这对于西方本身是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的发展也具有相关性。所以每年的年度综述，都会涉及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辩论，对其社会政治后果的反思。西方内部对这个主题始终存在丰富的讨论，这个辩论也和中国相关，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焦点。 主题选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改变。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可能不太关注这一点，但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人类的技术进步，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本身，也不仅仅是在物质层面影响人类的生活。实际上，技术文明在很深的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理解。所以我会特别关注技术文明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这也是一条主线。我持续关注的第三个方面，是身份或认同问题。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公共讨论也有参考价值，包括社群和族裔的认同问题。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我是谁？我属于谁？我要成为什幺样的人？我对哪个共同体是忠实的？多重身份将引起怎样的分裂和自我矛盾？在宽泛意义上，这涉及“身份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也是一个持续出现的焦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在概念层面的清理以及提出新的概念，这是必要的理论工作的环节，但远远不足以改变现存的世界秩序的霸权属性。我对自己的文章以及我们学术团体对自身理论努力的局限性，有相当清醒的自觉。但我想澄清一点，你的问题好像是在权力/权利分配的政治现实与一种关系性的自我理解或关系性的全球想象之间做了截然二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以什幺样的方式来想象世界，跟现存的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这种结构性的、硬的东西并不是无关的。我恰恰是要对这种观念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方式提出质疑。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如何运用政治权力？权力的构成中是有“理念”参与的。我们如何想象世界？我们想象世界和阐释世界的观念、方法和表述，都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构成性的部分，这个在政治学中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往往把权力想象成一个自在的、坚硬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每种权力的起源和使用及其正当化，都一直涉及理论的阐释和辩护。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国家主权，这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面的世界格局，它是有一套论述的，它是以对世界的特定的想象或者说世界图景为基础的。为什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这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原则，依赖于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世界想象。如果这种世界想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目前世界的权力结构和分布就可能出现变化。当然，我在强调文化观念对现实权力影响的同时，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观念变迁推动现实变化的进程是复杂的，也往往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新的全球想象和文化观念，一定要通过实践中的政治力量去改变。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p32:这就是一个近身的世界，它构成了这幕戏剧的背景，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但这未必是一个坏消息。悲观的展望依赖于陈腐的默认假设：文明传统是永恒的，国民性是凝固的，因此价值、制度和组织方式是难以变革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 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断：民榨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此，作者（丹尼尔·德雷兹）区分了公共领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者一一公共知识分子（ public intellectual）与“思想领袖”（ thoug leader），他们都介入思想创造活动，但彼此的风格和目的有所不同。作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 …… 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语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中国眼西方接触的历史很纠结，有沉重的历史记忆。近几年，国内有相当多的争论，比如对美国的态度就有许多分歧，极端地说，有所谓“亲美派”和“反美派”的分野。但无论持何种立场，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曾有日本学者说，对于中国首先要做“知华派”。这种态度对我们理解西方也有启发。西方思想内部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包括了各种自我批判的思想传统。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内部视角”去认识和理解，并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立场来借鉴、反思和批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早在美国立国初期，詹姆斯・麦迪逊在围绕宪法的争论中曾告诚人们缩减人民自由的方式不只是通过暴烈而突然的夺，更多的是通过“那些掌权者逐渐而静消悄的侵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叛国者”斯诺登被许多人视为维护美国立国原则的英雄。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经济政策方面，森认为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即便成功，也只是着眼于欧元的短期生存，而没有考虑长期的“可存活”问题，根源在于共同货币造成的兑换率固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如美国这样的）政治性联邦国家来解决，但欧盟目前不具备这个结构。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欧洲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欧洲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两个目标，以经济效率推进财富增长，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正义一这两个目标需要兼顾平衡而不可偏废一方。目前的紧缩方案并不是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良好方案，也完全缺乏社会与政治的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我们要尽可能地允许丰富的多样性，但是这种多样性本身不能多极端到使我们的共同生活无法维系。所以“求同存异”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我认为求同存异的要点在于“求”，同”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们经过努力，甚至通过改变自己的。（很有趣的观点）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让经济学回归社会也是皮凯蒂的努力。他不久前出版了新着《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插图]（法文版，英文版于2020年出版）。米兰诺维奇在书评中谈到，皮凯蒂学术研究的特征体现为一种“方法论的回归”，就是重返经济学原初和关键的功能——“阐明利益并解释个人和社会各阶级在他们日常（物质）生活中的行为”。而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却是把所有人都当作利益最大化的抽象行为者，“从经济学中清空了几乎所有社会内容，呈现了一种既抽象又错误的社会观”。2019年的思想讨论中，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正在浮现。人们熟知的常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平等理想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平等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矛盾。但这种常识掩盖了一个被忽视已久却重要的事实：在现代条件下，资本主义必须依赖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才可能维系，否则将无法存活，更遑论繁荣。原因并不复杂，资本主义需要社会的存在，而社会的整合依赖基本的平等。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终将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崩解，那幺资本主义也将因无处安身而瓦解。而皮凯蒂更强调其经济根源而不是文化（身份）原因。他在《欧洲与阶级分化》一文中指出，英国的低收入人群中有70%支持脱欧，但他们并不比精英阶层更加排外。更简单的解释是，欧盟经济以区域间竞争为主，这有利于流动性最强的富裕阶层，如果不消除严重的不平等，民族主义的分裂社会的效应将会持续下去。民粹主义也是如此。[插图]在《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前西方左翼政党推进的社会民主派议程相当成功，这使他们所代表的经济中下层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现了向上流动，成为教育良好和较为富裕的中产或中上阶层。但这改变了左翼政党内部的社会结构，成功向上流动的左派领袖们成为新的精英，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左派”，脱离了那些未能改变命运的下层群体，使后者沦为“不被代表的”（unrepresented）人，这是滋生民粹主义的重要力量。[...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阐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绝大多数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9%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自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幺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德雷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导致知识阶层的大动荡，也会改变目前的思想生态系统。作者认为，思想工业的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被认真对待，但简单地抨击思想领袖降低了公共话语的品质是一种苛责。在思想世界中，实际情况远比“今不如昔”的伤怀论调复杂得多。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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