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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简介：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

共2268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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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包括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及构想欧盟的民主立宪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幺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持续兴盛，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性认同都不过是蒙昧的遗迹，而且已行将就木，但实际上它们远比全球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的那样：“后冷战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认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纽带等）的作用。他们假定，这些返祖性的依附会逐渐消亡，仅仅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达，或会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势利导地平衡和应对。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历史上的敌人、领土象征物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超过关心（自由派所定义的）‘自由’。”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左翼知识明星齐泽克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声音：扔掉这样一种禁忌——“任何对伊斯兰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证据”，他坦言“受够了许多西方自由左派担心被认为犯有‘伊斯兰恐惧症’的那种病态恐惧”，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现。这篇发表在In These Time网站的文章，题为《作为巴黎袭击的后果，左派必须皈依其激进的西方根基》，从中可以听到齐泽克几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仅不怕被视为“伊斯兰恐惧症”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欧洲中心主义”。如果移民的文化与西欧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念相抵触，就不能予以放任宽容，而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规范与规则的约束，包括“宗教自由、保护面对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权利等”。只有在这些限制下，才能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不怕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将欧洲的“解放遗产”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禁忌。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正情投意合，“文化多样性的面具是靠实际上的全球资本的普遍主义来维系的”。因此，许多西方文化价值（包括平等主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等），“经由批判性的阐释，恰恰能够用作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齐泽克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会改变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话语取向吗？或者被当作“叛教者”遭到驱逐？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于是，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工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所有失政都归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水近正确，一切失败都是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又总是取之不尽的。实际上，在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为执政者。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幺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样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主义者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