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蒙特尔名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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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达·蒙特尔简介：
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美国作家、语言学家。其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时尚芭莎》《嘉人》等。已出版的著作《异教语言学》《语言恶女》等获得了《华盛顿邮报》《柯克斯评论》《大西洋月刊》等媒体的赞誉。
共426个句子：
本页收录的阿曼达·蒙特尔经典语录/阿曼达·蒙特尔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阿曼达·蒙特尔名言名句可以了解阿曼达·蒙特尔的文字风格。
我们人类太爱批评挑剔。因此，假如你发现你的确需要用到脏话来解决性别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可以试试想一些中性的词来表达，比如别用“cunt”骂女人，也别用“motherfucker”骂男人。更具体和有效的办法是，骂人只针对一个人的不妥行为，而不是针对其性别。比如说，任何性别的人做了什么恶心阴险的事情，我们可以骂他们“shitfilled，。two-faced sneak'”（满嘴喷粪、两面三刀的告密者），或者“goddamn villainous crook”（天杀的恶棍无赖），这样更有创意、更尖刻，而且直击要害别再说没创意的“bitch”和“dick”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因为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自父权制度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其他剥夺权利的策略还包括，给女性贴上过度情绪化、荷尔蒙过剩、疯狂、西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甜心或者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千年来的一种看法，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就像分享秘密一样，分享这类越界或冒犯的词语是亲密的象征......这样做的含义是：'我通过说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事情，用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词语来表明我信任你。'” 这是在邀请听者与自己互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收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糊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语言学家认为，父权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因为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主宰一切，而女性则被教导要跟随他们的领导、要取悦他们，因此我们会想方设法去适应为我们设置的语义范畴：假正经或者妓女，贱人或者甜心，公主或者女同性恋。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也许当我们用”ho“称呼彼此时，我们是在认可一个事实，即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性生活，我们都自己挣钱，不依靠别人。而当我们称呼对方为”bitch“时，我们是在直面这个男人世界的现实，并肯定我们在其中生存下来的能力。只有抵抗，我们才能重新定义。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闲聊八卦能达到三个主要目标：1）交换个人信息，让一个社交圈内的人互相熟悉；2）使参与闲聊的人形成一个小团体，加深彼此之间的连结；3）加强该团体对某些价值观或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就像分享秘密一样，分享这类越界或冒犯的词语是亲密的象征……这样做的含义是：我通过说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事情，用一些不想让全世界听到的词语来表明我信任你。这是在邀请听者与自己互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在语言、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当我说“bitch”（母狗；贱人，婊子）时，你会想到什么？让我猜猜，是跟你高中同校的那个女生吗？她鼻子小小的，用布兰妮·斯皮尔斯的同款香水，还从来不邀请你去她家开派对。不是吗？那这个词可能会让你联想到你以前的老板、室友，或者某个著名的女反派，比如库伊拉·德·维尔，那个杀狗的邪恶混蛋。也许你也会立刻想到凯莉安妮·康韦·的脸，仿佛一个突然从地狱蹦出来的小丑。又或者，它的字面意思会让你想到一只母狗。但不管是什么物种，总能有多种办法让一个雌性生物变成“bitch”。可是如果我告诉你，800年以前“bitch”这个词与女人和狗没有任何关系，你会怎么想？那如果我告诉你，在现代英语出现之前，“bitch”最初实际上只是“genitalia”（生殖器）——任何人的生殖器——的另一个代称呢？在经过漫长而多变的演化之后，它才被用来形容雌性野兽，然后自然而然地演变出了现在的意思：专横、邪恶、不“赏心悦目”的女士。如果我告诉你，在英语中，一个完全中性甚至褒义的单词演变成对女性的侮辱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你又会作何感想？我还要告诉你，我们所说的几乎每一个词的表层之下，都有一段丰富、迷人，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历史，比任何迪士尼电影或CNN辩论都要戏剧化得多。如果我告诉你，语言正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惊人的、肮脏下流的，但十分迷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你又会作何感想？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一或者告诚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预设，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 一或者说，偏见一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辱骂是为了指责一个人的言行不符合说话人的标准，其最终目的是规训受辱者的行为以使之符合说话者对该群体的期望形象。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t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一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教育年轻女性该怎么说话这件事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宾·拉科夫最著名的贡献是列出了一系列她观察到的“女性语言”的特征。这基本上就是奥托·叶斯柏森书中《女性》那一章的准女性主义翻版。拉科夫列举的“女性语言”特征包括：倾向于过度道歉；形容词“含义空洞不明”，比如“Thischocolate mousse is heavenly'”（这巧克力慕斯棒极了)；过分礼貌，比如“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分强调，比如“那个演出我爱死了！”；表达请求不直接，比如会说“我感觉包裹还在楼下哎”，而不是直接说“你能去拿一下包裹吗？”；语法过度矫正(hypercorrection),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I”,而不是“between you and me”（你我之间)；使用模糊限制语，比如“kind of”（有点)、“you know”;使用句尾附加问句，比如“那部电影很好看，不是吗？”；回避脏话，比如会说“Goodness gracious”(我的天哪)，而不是“Holy shit”(我靠)。 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她之前，从未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调或问句类型可以透露说话者的性别，并由此帮助他们或阻碍他们获得尊重和权威。但是，拉科夫的错误之处在于，她建议，如果女性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就应该适应并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软弱这一特质已经(尽管不公平)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是在言语方面，而是与女性有关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女性想要别人不这么认为，她们就应该抛弃我...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在过去的20年里，气泡音、句尾升调，以及“like”等已经超越了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的隔阂。30多岁的布莱恩·里德（Brian Reed）是2017年轰动全球的播客《狗屎镇》（S-Town）的主持人，和我听过的任何女性主播一样，他说话也用句尾升调。还有对《抢答》（Jeopardy!）参赛选手，以及在坚宝果汁（Jamba Juice）买东西的爸爸们的正式研究，都显示出现代男人绝对会在句尾提升声调，且乐此不疲。我61岁的父亲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气泡音。而且根据利伯曼2003年对电话谈话录音的分析，男性使用不同类型的“1ike”的频率比女性高。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我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令人沮丧吗？”在节目最后，戈登-史密斯这样说，“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很遗憾，戈登一史密斯是对的。仅凭告诉一个街头流氓，或其他任何实施言语性骚扰的人他的话很伤人，根本不足以让他改邪归正。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品行问题，如果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大问题：我们社会文化中的男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什么、支配什么。 街头骚扰，男同事叫女同事“甜心”，以及一个男人用他永远不会用在男人身上的方式触摸陌生女人——比如在拥挤的酒吧里，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身边经过时把手放在她的臀部——这些恶劣行为令人不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人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 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阿曼达·蒙特尔《语言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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