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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美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争执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保守派的电台节目中，总是在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对自由派的一切愤怒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自由派的“谈论节目”几乎没有什幺义正词严的时刻，他们常常只是轻松地对保守派的愤怒开一些玩笑，甚至做一些自嘲。 这种区别，保守派一直认为，这是因为自由派理屈词穷的缘故，“他们根本就没有道理，他们根本就讲不出我们有什幺不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正确性。就是，在自由派看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他们无意去指责别人的选择。所以，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一直在以一种滑稽的形式进行。一方在说，我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你的观点就是错的。而另一方却在说，你可以相信你的观点，我也可以相信我的观点，这并没有什幺矛盾。这种出于观念性的不应战，却常常使得对方更为相信自己的正确以及对方的怯弱。 而从更进一步来说，保守派的这种“坚持真理”的观念特征，有一种我们掌了权，就要带领迷途的羔羊回到正道的劲头。而这种劲头在自由派看来是危险的。因为，自由派的多元文化特征，更倾向于由个人决定他的价值取向。也许有某些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会通向痛苦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许他继续走下去，也许他会逐步转变，但是，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许有一些人会走向毁灭，这的确是一种社会代价。但是，如果动用政府的力量去号召甚至规定人们的价值取向，这将是一种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倒退行为。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自从自由派思想在美国逐步盛行，人们也常常陷入困惑。由于对于多元文化的极度信奉，对于任何一种非传统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由派都基本上持“理解万岁”的宽容态度。这也使得原本除了法律之外，还依靠一定的伦理道德所维持的社会宁静被严重打破了。甚至自由派中一些走火入魔者，把自由派的宽容精神转化为对自己行为的无约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也使得犯罪问题日益严重。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是纽约曼哈顿地区的一名法官。案情是这样的，在警察截获一辆当场查出八十磅毒品的车辆时，五名运毒嫌疑人拒捕试图逃跑，最终被捕，而且供认不讳。他们认罪的录影和缴获的毒品作为证据上了法庭。在法庭上，这名自由派的法官宣称，这个地区的警察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这几名被告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想逃跑是情有可原的，属“正当防卫”，是警察的坏名声把他们给吓坏了。这幺推理下来还是警察不好，是“不正当逮捕”，有证词证据也不行。因此，宣告被告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这条消息一公布，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不满。最后，该名法官向警察道了歉，并且否定了自己的裁决。虽然这是罕见的极端案例，但是，这个例子在竞选时，自始至终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的有力证据。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然而，承认多元文化还不仅仅是对一些“新奇玩意儿”的好奇心，它包含了相当彻底的平等思想。尤其是对于种族问题，美国的自由派更多地表现了对其他民族的尊重。他们认为，没有一种文化是更为优越的，只是价值体系的不同。就是说，在白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也许认为黑人文化的一些东西在价值上是落后的、野蛮的。但是同样，相对来说，在黑人文化的价值体系内，白人文化的一些部分也可能是无意义的、低能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体系是不可比的。它们各自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什幺高低上下之分。 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种族歧视的基础。尽管种族问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在美国如此众多的种族在一起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各种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许多问题的产生是基于个人的经历和生活的经验。每一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实际上都有入乡随俗和尊重他人，遵守一个多民族社会的公德这样的问题。如果，人们来到“中国城”，总是发现非常脏乱和不讲礼貌的情况，基于个人经验，也就会产生对这个民族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责任只是一方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美国的保守派认为，胎儿本身已经是一个生命，堕胎就不仅是一个特别的“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谋杀”这样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我跑到这里，第一次听到人们居然把“堕胎”与“谋杀”等而论之，着实怀疑他们思路是不是出了什幺毛病。但是，很快我就开始理解他们思维的逻辑性和严肃性。如果你质疑胎儿是不是一个与婴儿同等的生命，那幺，他们确实有严格的科学证据。如果你说界限是在出生之前与出生之后，那幺，正像我以前告诉过你的，极端保守派的“谈论节目”指责说，这等于是说，谋杀的合法性只有两英寸距离的区别。他会问你，如果出生之后的婴儿是不可谋杀的，那幺，凭什幺说，一个即将临产的婴儿就是可谋杀的呢？你确实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临产前的婴儿已经完全成熟，基本上和刚出生的没有什幺大的区别。如果你再把界限往前划，划在早期怀孕和晚期怀孕的区别。那幺，现代科学确实也已经可以把一个非常早期的胎儿在体外成功存活了。终有一天，科学可以使一个受精卵完全在体外培育成婴儿，这时，监儿和婴儿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了。面对一个连续的生命体，你基至再也找不出体内体外这样两英寸距离的借口。他们的推论使你无香堕胎等同于扼杀一个生命，等同于谋杀婴儿。 于是，间题是，到底是谁有权去扼杀个像胎儿这样的生命，无杀一个比儿童，比出生后的婴儿更为柔弱无助的生命呢？是这个生命的父母就应该有这样的权利吗？为什幺社会不允许谋杀出生后的婴儿，却能够允许这样的一种谋杀呢？ 在那次聚会上，弗兰西斯颇为激动地问大家，如果我们失去了对生命的尊重，我们承认了对生命的谋杀，那幺，既然我们同意父母有权谋杀一个胎儿，那幺父母是否也可以出于某种理由谋杀一个婴儿呢？比如，他们生了一个他们不需要的女婴，是否有权一生下来就把她给扔了呢？ 当弗兰西斯的姐夫举出人口爆炸以后，有可能产生的普遍的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的大饥荒的问...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宗教和迷信是两码子事，不可混为一谈。据最近的研究，百分之四十的美国科学家认为自己是信神的，而且这种信仰帮助了他们的科学生涯。我的朋友戴维的父亲是浸信会教堂的神父，他却不上教堂了，他说他跟他父亲去教堂去得太多了。可当我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他沉吟片刻，清楚地给了我肯定的回答。我还有一些很自由派的青年朋友，他们却也按照基督徒的规矩在就餐前祷告，只不过祷告的内容有了世界和平、保护地球、万物昌盛之类的理想。很多美国人有自己在宗教或人生信仰上的一些思维定向，往往正是这些信仰的问题决定了他们选，总统的问题。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当人们现在赞誉罗斯福总统的目光犀利，在历史重要关头能抓住要害的时候，我也想到，被人们指责为过于保守的最高法院，他们看上去跟不上时代的“拖后腿”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在飞速变化和产生重大改变的时刻，是必须有人在那里“拖一把”的，必须有那幺一个减速器的。这个减速器就是在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必须有人再三推敲，新的改变和最基本的原则之间是否契合以及怎样契合。 联邦政府权力的有限制的适度扩大，是造福美国人民的，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是会吞噬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三个分支的历史任务不同，他们在历史转变时期，反应的不同也应该是必然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美国的共和党代表了民众中保守派的趋势，而民主党则代表了自由派的趋势。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这个艾尔斯伯格就是一个为反战宁可坐牢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自己不仅把秘密文件给了报纸，还给了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通过这一举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路十分清楚，也很美国化。意思就是，一是要让新闻监督在越南问题上起作用；二是要让美国政府的立法分支（国会），通过对行政系统秘密文件的审查，履行他们对于行政分支的越南政策的监督。这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思路。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国内事务。虽然五角大楼里全是军人，但是这个军队系统和政府的行政系统之间有着一个中间人，他既是军队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军队能够得到政府的指挥，他又是五角大楼与政界之间的绝缘墙，以确保军人留在五角大楼之内而不越界。这个中间人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英语中，他准确的职务是总统的国防秘书。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没有军职的文官。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在宪法中，美国总统是三军总指挥，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为这个国家职掌军队。他就是通过他的文官系统的国防秘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美国国防部长，和军队保持这样的一点联系，实际上，总统是从不干预军队的具体操作的。他只是有权下令向国外派出军队。例如应联合国要求派出维持和平部队这样的命令，都是由总统发出的。但是，对于军队的权力，总统同样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军队不得用于对内，这是已经有一百年之久的法律明文规定。同时，只有国会，才具有正式对外宣战的权力。就是总统的军队外派权，也在美国吸取了越战的教训之后，更严格地加以限制了。在军队外派之前，一般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也是由于在这个概念之下，当这个总统上任的时候，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统本人，会试图去强调这是一个高瞻远瞩，英明决断的伟人。美国的民众也习惯于对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总统和他的同僚们，至多想证明的是，他们会比别人犯更少的错误，更忠于职守。至于美国民众，他们指望的是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公众事务，从没想过要弄一个人出来“镇住”大家。如果他们发现总统有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反而会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会请他下台。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非常自然的默契了。在这个概念下诞生的国家，是最不担心总统突然发生意外的。美国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在这个概念下的总统职位，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于是，美国人发现，十全十美的总统，几乎找不到，也根本用不着，但是，可以基本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实际上很多很多，随时随地都找得出来。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各个州的力量相当强，意见也不统一，而中央政府又非常弱，他们难道就没有考虑过，“谁能够真正地控制整个美国的局面”这样一个问题吗？也就是许多国家在推举领袖时所首先考虑的“谁能镇得住”的问题。我想，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华盛顿以战功建立起来的威望是唯一有可能 “镇住”美国的人，是唯一有可能引导美国人趋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迅速强大起来的人。但是，第一代的美国创建者们，显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充足的准备去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可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既然他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只要是一些代表了当时各个地方人民利益的人，他们聚到一起达成的协议，包括许多妥协，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一个阶段的存在方式和管理方式，尽管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缺点，可是，这是大家自己的协议。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理想的管理方式，容忍了很多的缺陷，却更顺应了历史道路的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个国家也就从来没有在强有力手腕的推动下，去试图勉强超越历史的经历。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它确定了美国的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也反映了美国建国者们对于抢与政权的关系的思考。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打下江山的新国家，可是，在最初的一刻，他们就理解，这个国家是决不能用武力来管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人民的。战争结束了，枪必须交还给人民。我有时候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包括华盛顿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不论是出于智慧，还是出于理性，他们对于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远远地超越了对于一个英雄的尊重。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也许，这就是陪审员制度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扮演一个什幺角色，他们是在履行一份美国公民的公民义务。他们是最普通意义上的美国人。不论在哪一个年代，美国都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来到这样一个陪审团席位，毫无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最后，履行完他们的职责，他们又默默地回家去，继续他们平常的生活。不论是他们一个个的个体，还是他们的历史总和，都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力量，两百年来持续有效地阻遏了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国史。他们维护着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在书本中你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陪审员。我想，前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如果他是清白的，那幺，在他被白宫以刑事案被告的身份送进法院的一刻，他不会轻易就认输放弃。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他不必认为既然自己是被如此强大一个对手告进法院，那就一定必败无疑。事实又一次被证明，不管怎幺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是独立的。站到大街上，这些陪审员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不堪一击，然而，站在法庭上，他们甚至能够阻挡总统和白宫。这就是一个机制的作用。这样的一种设计，最终还是来自一个简单的“收银机”原理，那就是，总统是可以靠不住的，但是，制度是必须靠得住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幺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 “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幺。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接着，他念了那句历史性的判词，就是今天的最高法院用金字刻在大理石上的那句话：“必须强调，认定什幺是合法，这是司法分支的职责范围。”也就是说，马歇尔大法官通过这个案子的判词，清楚地表达了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向美国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分别传达了两个明确的概念。首先是，他向政府的行政分支宣告，司法机构有权监督和判定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合法，如果司法机构认定他们是在“执法犯法”，有权按照法律予以制裁。其次，他向政府的立法分支宣告，不仅宪法高于其它所有的法律法令，而且，“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这样一个“法律鉴定权”与立法机构无关。立法机构不得随意立法。从此，美国“收银机”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制动开关。最高法院有了“司法复审权”。这使得美国的司法机构第一次明确独立于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也因此历史性地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地位。从此大家清楚地意识到，给鸡毛小案断是非，并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责，最高法院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地方法院。最高法院的职责是解释法律和判定法律，是从司法的角度对政府的另外两个分支进行制约。这就是“司法复审”的意义所在。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当司法程序要求一个总统服从正常司法程序的时候，司法是否对总统也有对普通美国公民一样的权力？总统是否真有特权拒绝服从强制性的司法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谁说了算呢？在美国的逻辑下，答案是不难找到的，最终应该是美国人民说了算。法庭因此召开了一个公开的历史性的法庭会议。在这个会上，法官西里卡决定，让大陪审团，也就是在司法程序中一向象征着美国人民的那些普通陪审员，公开表达他的意愿。这是整个“水门事件”中最庄严的一刻。这二十三名由随机抽样的方式，被偶然招到这个案子中作为陪审员的普通美国人，代表美国人民站了起来。法官西里卡按规矩一个接个地分别向每一个陪审员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是否要求总统对拒绝交出证据提供理由？所有的陪审员都依次回答：“是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国会辩论，每个议员的态度不仅在当时是公开的，而且，他的发言将会记录在案，随时备查。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可以查到。他们会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免费的，不需要任何介绍信的，查出那些当年历史人物的发言和论断的原件孰是孰非，也就会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后代的面前。当岁月拂去历史尘埃之后，他们是历史英雄还是客观上的千古罪人，会突然变得一目了然。在南北战争之前三年的1857年，在一个案子里，当时以塔尼首席大法官主持的美国最高法院，就曾经做出了支持奴隶制的恶名昭著的判决。宣称“黑人不是公民”。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传统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本身。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要理解这样的思考方式，还是必须回到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美国人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在美国的思维方式中，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成为最基本的出发点。这也是理解美国人对待战俘问题的出发点。美国人从来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幺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一些美国人成为战俘之后，所有的人都会为他的生命和处境担忧，当战俘回到祖国和家乡，绝不会有灰溜溜的感觉，他毫无疑问会受到英雄式的欢迎，就和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这些现象都是源于美国人对于尊重生命的基本看法。基于对同样的人道精神的理解，美国人承认，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尽管谁都知道，美国人是最崇拜英雄的，美国电影里充满了英雄的形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产生害怕和恐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尽管，这个预算之争，根本上还是反映了两个政党对于联邦政府的规模，联邦与州之间权力财力划分的重大分歧，应该说，还是各有各的道理。最终的解决也还是依靠双方的妥协和让步，达到一个平衡。但是，在解决这个争端过程中，共和党时不时表现出来的过强的党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民众对他们的政治诚意的信心。一个政党提出一个被人们所赞同的政治理想当然是重要的，而他们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究竟是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还是为藏在他们身后的政治利益服务，这也是美国民众时时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次一个月内美国政府两度关门，而且关门事件长达近一个月的风波中，共和党在国会的两个领袖所表现出来的过分党派性，成为大选前共和党声望下降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过度的党派表现，也许，也反映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的胜利气氛中，一直没有真正清醒过来。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总统的提案是否能成为国会的立法，实质上就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一阶段的行政主管给美国所走的道路提出一个设想，美国人民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决定，他们到底愿意不愿意朝这个方向走，能走多远。当然，这样的制度设计，也许扼杀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伟人的宏大抱负，也许，也使得美国人民失去了一些“起飞”的历史捷径。但是，他们愿意支付这些代价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冒险失去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依然回到一个最初的忧虑，他们担心政府和公仆的异化，他们担心失去他们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两百年前托玛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写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在一个总统给民众带来好运的时候，大家就愿意放弃自己的判断，完全被动地接受强权的安排，那幺，他们从此也必须接受强权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厄运。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民众面对强权的恩赐，就愿意放弃自己的选择权利的话，那幺，明天强权落下一个苦果，那就不仅没什幺可抱怨的，连挣扎的余地也不存在了。所以美国人才认为，失去一个制度对于人民权利的保证，就失去了一切。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对一个总统的信赖过活。他们会说，总统不也是一个凡人吗？而人是靠不住的。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美国选举制度的设计，必然的结果就是给国会带来了全美国不同地区民众的不同声音。这也必定使得国会从此“会无宁日”。他们必然会不停地激烈争，永远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他们也必然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协调和妥协，然后又是新的矛盾、新的妥协。美国国会永远不会看上去谦和一致，但是，美国却正因为如此而平稳统一。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因为所有的总统都是有限期的。四年任期匆匆而过，没有一个总统希望被历史证明，自己是一个没有什幺政绩的总统。政绩又从何而来呢？一般来说，总统在任期内所通过的立法的质量和数量，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志 在美国总统的政绩的衡量中，在一股没有战争等非常情况之下，对外关系占的比重是比较小的，对外关系只要不犯什幺大的错误，就过得去了。主要看的还是总统对美国本身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根据美国政府结构的设计，总统本身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虽然他有发布行政命令的权力，但是他没有权力以他一个人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做出什幺战略部署。因此，总统如果试图推行一项什幺新的政策和改革，兑现一项在选时对选民的承诺，他都必须说服国会予以配合也就是说，他想对美国做出任何一点改动的话，他必须以提案的形式提交国会，并且说服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把他的想法确立下来。否则的话，总统即使有雄韬大略，也只能停留在夸夸其谈的水平上，根本无法实施。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这个国家是绝不能用武力来管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人民的。战争结束了，枪必须交还给人民。不论是出于智慧，还是出于理性，他们对于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远远地超越了对于一个英雄的尊重。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传统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历史本身。因为，公众人物有没有历史感，这对于他的行为是有影响的。当他感觉到历史目光的逼视，他的言论和行为会更审慎和负责任一些。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不是被记在纸在，而是被刻在光天化日下永不磨损的碑上。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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