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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朱洪武创设的首辅制,与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多有不同。首辅与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柄国方式却差别甚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免生杀予夺之权,而首辅名义上只不过是皇帝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降黜任何一名官员,调动一兵一卒,更不可能对各大衙门及全国各府州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辅也有一样显赫的权力,那就是拟票。国朝政事,无论大小,皆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皇上的圣旨,除极少个例,一般都得送往内阁拟票。皇上同意这个拟票,就命司礼监照样誊抄一遍,是谓批朱。皇上若不同意,仍得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皇上也可绕过内阁径发“中旨”,但不可能经常这样,大量的圣旨,还得照票批朱。这样一来,首辅就可以通过拟票间接地控制朝纲政局。这样一种执政方式,对皇上与首辅双方均有制约。若双方发生矛盾,失败的只能是首辅。 皇上虽不能更改这种先祖创立的公文制度,但他可以撤换首辅。因此,大凡想要有所作为的首辅,首先要审时度势,摸清皇上的脾性,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上。其次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相关官员,让他们向皇上写本呈奏,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权批准这一建言。高拱在任时,之所以能呼风唤雨独揽朝局,就在于他既得宠于皇上,又有一大批门生故旧为之效劳。张居正久居内阁,焉能不知个中奥秘?他虽然痛恨朋党,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如此体制之下,没有朋党必然一事无成。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用术存正气,结党不营私。基于这一点,多年来他也用心结纳同志,培植势力。
——熊召政《张居正》
按下这头不表,再说朱翊钧那边,除掉了冯保之后,一个月之内,他又接连下发了十几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重新启用张居正柄政时坚决不用的邱橓和海瑞这两个士林推重的清官;第二道谕旨时听从御史孙继光的请求,将因张居正夺情一事而遭廷杖的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重新启用;第三道谕旨是将因各种原因而触怒张居正被放逐解放的大臣王锡爵、于懋学、赵应元、付应祯、朱鸿模、孟一脉、王用汲等尽数召回;第四道谕旨是解除张居正最为倚重的门生王篆的右都御史的职务,斥为编氓回归原籍;第五道谕旨是勒令刚刚改任的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省吾致仕;第六道谕旨是将张居正柄政期间唯独一个不肯依附他的刑部尚书严清擢拔为吏部尚书;第七道谕旨······其实也不用细数下去,将这些谕旨通读下来,就可以摸透皇上的心思;凡是张居正生前处分过的人,都尽数召回官复原职。至此,京城各大衙门官员不得不相信风向已变——打从七月间就有迹象表明,皇上要改弦更张驱除“江陵党”,如今这传闻终于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因此,多少个一心要跟着张居正开创“万历新政”的能臣干吏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曾几何时,还被天下百姓传为美谈的圣君贤相之间的鱼水深情,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如此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
——熊召政《张居正》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张居正接下这个首辅可谓难上加难。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大臣怙权吏治腐败。每日里往内阁值房里一坐,不管是看奏折邸报,还是与晋见的官员谈话,竟没有一件事顺心。但他还是雷厉风行,在短短时间内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给陈皇后与李贵妃都上了皇太后的尊号;二是部院大臣不称职者都已尽数撤换。前者是为了稳定皇室,讨小皇上与生母李贵妃的欢心,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大事。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钦定百官依职掌权力划分,共有九大衙门,九小衙门。。。。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所谓内阁首辅,自孝宗时代起,实际上就是代表皇上,通过这十八个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任何首辅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理整顿这十八个衙门,物色堂官人选,张居正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同于其他首辅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些衙门的堂官尽数换成自己的亲信,而是希望这些衙门能真正做到各尽其责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上任之初,他就表明“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一句才能推荐部院人选”,尽管他这么表态,但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真的会如此去做。张居正久居内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心态早就了然于胸。多年来京城官场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大九卿有大九九,小九卿有小九九,十八衙门朝南开,堂官跟着首辅走。”短短二十八字可谓绝妙道出了官场痼疾。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遂人愿登上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这种积弊。所有大臣忠忱于皇上,听命于政府,本是臣道无可厚非。但不能容忍的是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势必会造成结党营私,怙权售利的混乱局面。长此下去,不仅皇上的威福只是一句空话,就是天下黎民百姓举头祈盼的国家昌隆的盛世也只是镜花水月而已。
——熊召政《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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