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拙译 1992年出版后，反响不错，但也有读者指出，此前曾有过台湾译本，大陆译本为何只字不提。似乎译者刻意要隐瞒什么，借这次重版的机会如实交代。当初翻译时，译者的确知道有台湾译本在先，无奈没有本事搞到手，遇到一些难译的地方只能硬着头皮死啃。如果当时能搞到前译，同胞看同胞，也难免会“顺”一些东西。“顺”后也可能装糊涂。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为了方便起见，人们把比较特殊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前提称为“条件”，而把那些与总体作用力相异的因素归到“原因”名下。………………他写道：“在医生看来，时疫的原因在于细菌的繁殖和由贫困导致的肮脏及体质虚弱。在社会学家看来，贫困才是‘原因’，生物因素只不过是‘条件’。”这就坦率地承认，观察的重点取决于特定的研究角度。 ……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这种习惯根深蒂固， 1900年左右法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作《法国史》仍然以王朝的更替、君主的去世作为线索，把这些视为重大事件，记载得十分详细，并以此作为历史的间隔号。……然而，早在 18世纪，人们就对这种历史提出了异议。伏尔泰写道：“在高卢的 400年间，似乎除了国王、大臣和将军，其他任何事物都不值一提。”后来，逐渐出现新的历史分期法，它摆脱了帝国和王朝的束缚，以重要的历史现象为依据，如现在既把“封建主义”作为时代的标志，又把它作为社会制度的标志，其中尤以“中世纪”一词最富有启发性。…………总之，我们似乎是要把任意选择的、如钟摆一般千篇一律的节奏强加给历史，这种所谓的规律性与历史本身的发展是完全不相符的，也是行不通的。…………当然，不难理解，以帝国、国王或政权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自有其潜在的吸引力，它们具有某种威望，这与长期以来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言：“这种行为具有政府或国家法令特有的威严。”何况，一次登基、一场革命往往发生在某年甚至在某日，而学者又喜欢明确的日期。这种分期法既能减轻对叙述含糊不清的本能恐惧，又能借此聊以自慰。……注意！不要去崇拜虚假的精确偶像，最精确的测定未必是最小的时间单位，而是最能反映事件本质的东西。…………社会不是单一的事物，它分成不同的社会阶级，而同一代人并不总是同一阶级的人。影响一个青年工人的各种社会力量，对一个青年农民难道也会起同样的作用吗？即使在联系最紧密的文明社会，思想的传播也是相当缓慢的。我父亲 1848年生于斯特拉斯堡，他曾说：“我年轻时，那些在巴黎已过时的东西，在外省却十分时髦。”这个例子表明，通过对比无非显示一方滞后于另一方。当人们说法国这一代人、那一代人的时候，就等于在提出一个复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概念，不过，其中当然包含着共有的主导因素。尽管某些作家抱有毕达哥拉斯式的幻想，但“代”的分期显然不是那么均...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面对每一份资料、每一个人、每一种集体生活状况，难道我们能不加选择和整理就按原来混乱的形式照单全收吗？这样做，历史将毫无清晰度可言，也无法揭示由自然亲和力与内在联系构成的真正的历史脉络，取而代之的只能是肤浅的大杂烩。做实验记录并不需要把实验室里每分钟所发生的事情都记下来混杂在一起。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首先，它设想在一代或两代人之间，人类事务已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是总体性的。因此，无论是长期延续的社会制度，还是传统的行为方式都无法避免实验室和工厂革命的影响。它忽视了惰性力量对这许多社会性创造的特殊作用。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起源的偏好，从某些宗教方面来分析尚情有可原，但这种倾向已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其他硏究领域，那显然是不足为训的。为了价值的判断而追寻历史的起源则更不足取泰恩阐述法兰西的起源，旨在责他所谓荒唐的人类哲学所导致的政治恶果。无论是德意志入侵还是诺曼征服英格兰，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遣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P49人们耗费大量光阴设计某些新技术，而后，又或多或少地自愿沦为这种新技术的囚徒。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阶段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在这个社会中，代与代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单纯的。——因为儿童只有通过父母的中介才能与先祖有所联系。P50以法国的村庄为例，父母要外出干活，几乎整天不在家，孩子主要由祖父母抚养，结果，父母一辈本是能够改变传统的主角，但他们的作用遭到忽略，却使可塑性最强的孩子与思想僵化的老年人结合在一起，如此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在思想上反而倒退了一步……因为，在年龄不同的人群之间，自然产生的敌视往往以邻近的两代人最为剧烈，年轻人从老年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得自中年人的教益更多。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与此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不无理由的认为，完全可以对当代生活进行科学的研究。然而，他们承认这一点，仅仅是为了研究某些分支学科，而这学科与以过去为对象的学问截然不同。例如他们以几十年的时限为依据进行分析，并宣称已了解了当代的经济体制。总之，他们显然是把我们的时代视为与过去完全脱离的，并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许多仅仅对历史怀有好奇心的人，也本能地采取这种态度。他们对遥远的历史之所以有兴趣，只是因为把它当作无关痛痒的精神奢侈品。一方面，一小群古董迷带着恐怖的笑容揭开死神的裹尸布；另一方面，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时事评论员则成了现实生活的唯一探索者。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宗教信仰宛如一个绳结，它将社会结构、社会精神等迥然不同的特征缠绕在一起。总之，一个教义包含着人类环境的所有问题。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无论是德意志入侵还是诺曼征服英格兰，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他们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指派人物曾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观点。但这种论断有损于历史学，因为它以否定史学发展的可能性来发现史学的本质。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然而，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如果我们仅仅研究某些人在一时一地的行为，我们又怎能确信自己已真正了解了那些人物呢？即使就那个阶段而言，这样的研究也是不充分的。还有许多随时可能脱颖而出的潜在因素，多少有点无意识的东西在背后操纵着个人或集体的趋向，它们隐藏在暗中没有被揭示出来。在单一的事件中，没法区别出特殊的因素，因此，也就不能阐明事实的真相。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若对活着的人一无所知，那么，我们用以描绘古代观念和已消亡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名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如果以一种谨慎的、批判的态度来取代本能的印象，以此来考察历史，那么其价值将成百倍地增长。我想，一位数学家的伟大，并不会因为他对现实世界懵然不知而有所减色；但是，一个学者如若对周围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如皮雷纳所言，应该将他称为古董迷，他还是明智一点，还是不要自称历史学家为好吧。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之，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时代的气息。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然而，在发展的进程中，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即使在今天，我们更想搞到的不正是官方的内部文件和绝密的军事报告，而不是那些 1938年、 1939年的所有报纸吗？这并不是说第二种类型的史料不会出错或作伪。有许许多多伪造的训令，大使的报告和商务信件的内容也未必全部真实可信。就算有这种欺骗行为，至少它也不是要蓄意欺骗后人的。而且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认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因为中世纪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他们就会忽略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的重要性远不如贵族战争。总之，求助于密芝勒所喜爱的形象，历史学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大胆探索者，而成为旧编年史家亦步亦趋的门生。而且，即便急于要找到证据，我们首先注意的也不再是文献记载。一般来讲，如果允许偷听的话。我们总会竖起耳朵倾听那些人们不打算说出来的事情。圣西门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对我们最有启示呢？是那些虚构的君主制下的事件报道呢，还是《回忆录》中有关太阳王宫廷里那位大贵族思想的精彩阐述呢？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使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尽管我们难免受到过去的制约，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阶段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在这个社会中，代与代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单纯的。——因为儿童只有通过父母的中介才能与先祖有所联系。然而，事实未必如此，即使在口耳相传的时代也不是这样的。以法国的村庄为例，父母要外出干活，几乎整天不在家，孩子主要由祖父母抚养，结果，父母一辈本是能够改变传统的主角，但他们的作用遭到忽略，却使可塑性最强的孩子与思想僵化的老年人结合在一起，如此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在思想上反而倒退了一步。无疑，这就是传统思想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的原因。这个例子十分典型，但远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年龄不同的人群之间，自然产生的敌视往往以邻近的两代人最为剧烈，年轻人从老年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得自中年人的教益更多。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总之，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如果有朝一日它居然能够出版，我的朋友，或许你将在扉页的献辞上发现另一个人的名字，而不是你的名字。欲言又止，只因似水柔情至深至圣，非言辞所能道明。你猜得出那该是谁，但我怎能听任自己在注释中偶尔提及你的大名呢？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布洛赫反对实证主义历史学，但并不轻视史料考证工作，他本人就是一位擅长运用史料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把史料分成“有意”和“无意”两大类，前者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回忆录和公开的报道等，这类史料的原作者大都“有意”想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时人和后人的视听；后者指政府的档案、军事文件、私人信件及各种文物等，这都是当时的人们在无意中留下的证据。前者虽然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在历史研究者看来，后者更为可靠。若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当代历史学家就会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成为旧时代偏见的牺牲品。中世纪史专家就会得出农村公社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当时的作家很少谈及农村公社；现代人就可能忽略中世纪强大的宗教势力，因为在当时的文献中这类记载所占的位置远远不及贵族战争。总之，注重无意的史料可以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当然，并不等于说这类史料是完全可靠的，但至少其制造者在主观上并未想到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一个时代也如同一个人，并不愿把自己及祖先的隐私全部抖搂出来，它有意将精心粉饰的形象公之于世，史官便是它的代言人。这就为后人了解历史真相设下层层雾障，留下了种种千古之谜。随着历史学的进步，历史学家已日益注重“无意”的史料，自觉地抵制“有意”史料的束缚。 …………另一方面，把手段当作目的，为考证而考证则无非是虚掷光阴的博学游戏。仅仅考出史料的虚假只不过完成了一半的任务，还必须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人们作伪的动机，其背后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行研究，这样，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况且，即便是伪造的史料也不是一无所取的。如中世纪作家曾撰写了大量的“使徒行传”，其中不乏子虚乌有之事，但是，若把这些材料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资料来利用的话，其价值就无与伦比了。这又使人想起陈寅恪先生的一段精彩论述：“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对历史学来说，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也会带来双重的危害。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历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结果，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因为，唯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作，オ能有所更新和发现。另一方面，也使资料整理工作受害不浅。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许多人，甚至包括某些历史学手册的作者，对历史研究的程序持有非常简单化的看法，他们认为先要有史料，因而历史学家就收集史料、审读文献、考辨真伪，然后，也只有在这时オ加以应用。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历史学家从来不是这样工作的，尽管有些人突发奇想，自以为是这样干的。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问题……换句话说，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绝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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