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语录 ▼
搜索
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于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不，“总体”医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艾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艾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医学和社会——并没有被授予什幺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有一言相送，套用卢克莱修的话来说是：把它还给战争的制造者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对癌症患者撒谎，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谎，所有这些，都证明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人们多幺难以正视死亡。既然死亡现在成了一个毫无意义、令人反感的事件，那幺，被普遍认为是死亡同义语的那种疾病当然就被当作某种需要加以遮掩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被调查的数百名癌症患者中，据悉有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三的患者感到压抑或是对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并因父母亲、情人、配偶或至交的去世、分手或离别引起的失落感而遭受痛苦。然而，同样可能的是，在同等数目的未患癌症的人中，大部分人也会称自己情绪低落，曾遭受过精神创伤：这被称为“人类状况”。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我写作那本书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此乃文学活动之传统宗旨），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堂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论辩性的“反对释义”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艾滋病病毒的攻击显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其污染被看作是一劳永逸的，因而被感染者不得不永远处在脆弱中。即使某位被感染者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症状——这就是说，感染依然处在非活跃状态，或通过医疗干预而处于非活跃状态——病毒敌人也将永远驻扎在体内。实际上，人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某物唤醒（或“激发”）了它，一旦出现“告警病症”，那它就发作了。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是那些被认为不仅有性命之虞、而且有失人格的疾病，这甚至就“有失人格”的字面意义来说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纪法国的狂犬病恐慌中，曾出现数不胜数的有关为新近“发狂”的动物所感染的伪病例，甚至还有“自发性”狂犬病的伪病例（真实的狂犬病病例其实很少），这显示出这幺一种幻想，即人一旦感染狂犬病，就变成了发疯的动物——放纵不受约束的性冲动和亵渎神灵的冲动。但到一八八五年巴斯德发明狂犬病治疗方法后，狂犬病一律置人于死地，就不是事实了。在十九世纪的西欧，尽管因霍乱而死的人要少于因天花而死的人，但人们更恐惧霍乱，这是因为霍乱的袭击突如其来，而其症状也不体面：急性痢疾和呕吐，其结果预示着死后身体分解腐烂的恐怖景象。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现代极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都一直特别——而且赤裸裸地——偏向于使用疾病意象。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像是梅毒患者。欧洲犹太人一再被类比为梅毒，类比为必须予以切除的癌瘤。疾病隐喻是布尔什维克论战时常用的手法，而所有共产主义论辩家中最有天赋的托洛茨基是最大量地使用这些隐喻的人——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逐出苏联后。斯大林主义被他称作霍乱、梅毒和癌症。对政治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仅釆用致命疾病加以描绘，这赋予了疾病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现在，把一场政治事件或一种政治状况比作一种疾病，就是在把罪恶归咎于它，为它开出惩治的药方。就把癌症当作隐喻使用的情形来说，尤其如此。使用癌症隐喻，就等于是在说，这个政治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希特勒在平生第一本政治小册子里，即写于一九一九年九月的那篇反犹主义的讽剌文章里，指责犹太人“在各民族中”制造了一种“种族性结核病”。那时，结核病仍保持着它作为一种由患者自己的任性所致、患者理当自负其责的十九世纪疾病的强大影响（回想一下雨果曾就隐修生活与结核病所作的对比)。但纳粹党徒们很快就把他们的修辞现代化了，而癌症意象的确更适合他们的目的。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那些演讲所表述的，要治疗癌症，就非得切除癌瘤周围大量的健康组织。对纳粹来说，癌症意象需要一种“激进”疗法，与那种被认为适合于结核病的“温和”疗法形成对照——此乃疗养院（这就是说流放）与外科手术（这就是说焚尸炉）之间的区别。犹太人也被等同于城市生活，并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隐喻——这样，纳粹的修辞就与浪漫派的所有那种陈词滥调遥相呼应，后者曾经把城市视作使人衰弱的、纯粹智力性的、道德上受了污染的、不健康的环境。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做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8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人们发出呼吁，要求每一个人都进行“检测”，要求隔离患者以及那些有疾病嫌疑或传染疾病嫌疑的人，要求设立关卡以阻挡来自外国人的或真实或假想的污染。那些本来就被当作要塞一样掌管着的社会，例如中国（只发现很少艾滋病病例）和古巴（有大量已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对艾滋病的反应更为迅速，更为急迫。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6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5健康本身终于被等同于这些既带宗教色彩、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不仅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标，而且更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来维持和刺激再正常。大众传媒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想象力形式，使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赫伯特·马尔库塞：“真实需求”（基本需求）“虚假需求”（剩余需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毕夏1800年:生命是“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汇集”。马里内蒂1920年:任何为卖弄学问而摆弄概念的作风都是反人性的。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加缪《鼠疫》：是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的鉴赏家。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天启说：重新开始——这句口号很现代，也很有美国味。大灾难现在成了一出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不是“现在的大灾难”，而是“从现在开始的大灾难”、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艾滋病是地球村的反乌托邦先遣队之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艾滋病标志着当代对待疾病和医学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待性行为和灾难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和孕育未来。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生命——血液和性液——自身成了污染的载体。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擡举。为使一个事件显得确有其事，方法之一是反复谈论它。这样，反复谈论它，就是在提供任何具体建议之前，线灌输风险意识以及节制之必要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心态导致疾病，而意志力量可以治疗疾病——此类理论，无一例外的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的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此外，一种特别现代的偏好是对疾病进行心理方面的解释，恰如它偏爱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心理解释一样。心理学解释似乎为那些人们事实上控制不了或几乎控制不了的经历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学解释瓦解了疾病的“现实”。人们必须对现实进行解释（它其实意味着什幺，或，它是什幺什幺的象征，或，它必须如此如此解释）。对那些活着时候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磊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生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做一个心理现象。……自佛洛依德和荣格开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幺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至少，有人已作出这样的许诺，即疾病能够被战胜。只要“生理”疾病被看作“心理”疾病，那它就变得不那幺真实了——不过，作为补偿，它变得更有趣了。在整个现代历史中，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大心理疾病的范畴。事实上，当代文化中对死亡的否弃，部分是因为这种疾病范畴的极大扩展所致。疾病范畴的扩展，依靠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认为，每一种对社会常规的偏离都可被看作一种疾病。这样，如果犯罪行为可被看作是一种疾病的话，那幺，罪犯就不应该遭谴责或惩罚。而是被理解（像医生理解病人那样）、被诊断、被治疗。第二种假说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从心理上予以看待。大致来说，疾病被解释为一个心理事件，好让患者相信他们之所以患病，是因为他们（无意识的）想患病，而他们可以通过动员自己的意志力来治病；他们可以选择不死于疾病。这两种假说互为补充。第...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癌症隐喻是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疾病与政治在“毒瘤”这个复合词里融合在了一起，并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常用的隐喻。对那些希望发泄愤怒的人来说，癌症隐喻的诱惑似乎是难以抵御的。但是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唯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唯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的、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疾病——政治失序——失衡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预见（马基雅弗利）、理性（霍布斯）、容忍（沙夫茨伯里）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底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使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愈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这类使消费者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保持更小心、更自私态度的警告，实际上刺激了消费文化，因为这些焦虑会产生对更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艾滋病标志着当代对待疾病和医学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待性行为和灾难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和孕育未来。它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生命——血液和性液——自身成了污染的载体。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擡举。为使一个事件显得确有其事，方法之一是反复谈论它。这样，反复谈论它，就是在提供任何具体建议之前，先灌输风险意识以及节制之必要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加缪《鼠疫》：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异域”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或文明。exotic、foreign、alien、international欧洲人习惯于把欧洲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地免于瘟疫的特别之地。“欧洲豁免说”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胜利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其结果看起来也似乎是向医学必胜信念产生以前的过去时代的倒退。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艾滋病与甚至诸如癌症这样非常复杂、多形态的疾病比起来，更像是一个被定义或被建构的产物。术语上的变化为那种把虽已感染但无症状的人归入艾滋病患者的政策提供了堂而皇之的正当性。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一种叙事似乎比一种思想的用处要小。尼采：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医院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企业，为此就必须以合同法来调节。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亚里士多德：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微信公众号搜索“句子抄”，关注我们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