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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德语的Beruf）这个词的意思。“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含“召唤”（calling）的意思。志业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有点接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侧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幺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罕见的审慎与均衡感才可能达成。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尼采说，“猿猴之于人是什幺？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之于超人也应如此：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在这里，尼采昭示了他所谓“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之间截然不同的生命意义。而兰德笔下的“创造者”践行的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勇敢的、使生命热烈昂然的“主人道德”，而“二手货”侧信奉那种依赖性的、寄生性的、随波逐流的“奴隶道德”。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浪漫主义”一词既可以用来描述感情生活，也可以用来形容政治运动，同样十分贴切。因为两性关系与政治生活具有一种高度的结构相似：两者都始于某种人生理想，都会有制度性的“常规状态”（婚姻和政体），也都内在地蕴含着革命的潜力一一或出于对苦难不公的抗争，或出于对平庸无聊的反叛一一走向颠覆制度的“反常规状态”（解体与变革）。而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正是蕴含了这双重意义，它是一个关于婚姻生活的故事，但同时意味深长地指涉政治。这部作品也因此而耐人寻味。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就此而言，西方中心论恰恰缺乏费孝通所言的那种自知之明。在智识意义上，其谬误的关键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于“中心主义”。揭示西方中心论的智识偏狭性，并批判和克服由此造成的文化与政治霸权，需要我们反思和批判一切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应当立足于跨文化的主体间性（trans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将“自我与他者”理解为一种相互承认的、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主奴关系）。实现文化主体性的理想，也不是通过将他者“客体化”（物化），而是要根本摆脱陈旧的“自我与他者”的主客体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恰恰是西方中心论的遗产），最终寻求在同样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之间建立平等 、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关系。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这种未来取向的问题意识中，中国思想家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同时面对着两种“他者”：历史传统作为时间意义上的他者，以及外来文化作为空间意义的他者。。因此，他们既需要参照历史传统来认识西方文化，同时也反过来需要参照西方文化来鉴别历史传统。正是这种“互为参照”的局面和论辩，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激进学习他者和自我转变的可能，也展现出“变法”的深层意义。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他们也明白传统对文化的塑造力量以及对文化的创新和制约作用：因为“过去”在结构意义上塑造了当下生活的背景条件，因此也限制了我们的思想向“异类形式”转变的可能和程度。而当时的思想论辩中也从不缺乏文化守成主义的声音：我们总是依据自己的传统来感知、认识和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因此，所有的诘问总是需要自我诘问的维度。失去了这种自省意识，也就取消了意识形态与知识批判之间的界限。我知道在风云际会的焦灼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淡忘节制与审慎的智识美德。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如果没有这种明成，我们的道判断永远会处在“偶像崇拜”与“极度幻灭”的分裂两极，会在无限赞美与恶意之间反复摇摆。但这不是对良知的考验，而是对心智的绑架。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在世界祛魅之后，人们不再能够将自己与超越自我的更大视野相伴相随，。于是产生了某种失落：“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现代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空前的意义迷失。这成为现代文化深刻的困境。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忠实于自己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只有我自己才能发现和阐释。这是一种积极的、强有力的道德理想，伴随着自由、责任感和生活的多样性。这是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上学的时候曾经听一位老师讲，论说可能会有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律师型”的雄辩，就是调用和强化一切对自己立场有利的证据，而漠视、歪曲或诋毁所有于己不利的证据，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赢得论辩（时下流行的大专辩论赛大约是此类论说的典型）；而另一种是“智识（哲学）型”的论述，需要审慎细致地面对各种不同的证据，诚心辨析令人困惑的问题所在，最终是为了在思索与探究中寻求真智慧。说这话的老师是位研究柏拉图的教授，他自然推崇后一种论说方式（标举苏格拉底为其原型），并告诫我们，真正的学人要提防沾染过多的“律师话语习气”。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杰出的文章往往是学理与评说相映成辉，执着于真理与良知，又避开偏执和狂热，彰显理性的慎思和公允，行文晓畅却不流俗…所有这些品质都不易企及。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强健的政治热情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激情，一种在坚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无畏、从容不迫，而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狂热，或者夸夸其谈的“煽情”（sensation）。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即便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因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倾向于强调没有“我愿意”是不行的(必要条件),但并没有声称只要我愿意”就够了(充分条件)这正是自由多元主义区别于虚无主义的要点所在。前者相信,对于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可能有多种(彼此可能冲突,也可能兼容),但一定会有些答案是错误的,不可接受的;而对后者而言,所有答案都一样正确有效(或错误无效），一切都无所谓对错。非常确切，我家的两个人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我们得以勘察那些促发群体性疯狂的三种结构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观念信仰，恐惧与暴戾的社会心态，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规政治机制。这些要素一直潜伏在历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驱之不散。一旦它们在特定的时机中汇合起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态重新上演。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开门的那一瞬间是令人眩晕的：几万本书安静地躺在灰尘之中，昏暗的光线照在一张张蜘蛛网上，我觉得这里暗藏着世界的秘密，永远也读不完，既兴奋又怅然。 那时候读了什幺大多记不清了。回想起来，我们很喜欢一套“文革”前出的杂志、因为每期杂志的最后一页都会刊登一些智力测验题目当时我们为此着迷。还有一本繁体字版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我“借”回了家，读了许多日子。当时感触最深的是保尔与冬妮娅之间在革命中天折的恋情。多年以后，我在一首题为《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的诗中回忆当时的阅读体验，惋惜“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而自己处在“彷徨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从此，革命一直使你无限忧伤”（后来读到刘小枫的短文《怀念冬妮娅》，觉得心有戚戚焉）。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L.J.宾克lai莱（L.J.Binkley）教授的《理想的冲突一一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介绍讨论了弗洛伊德、克尔恺郭尔、尼采、萨特、蒂利希等西方思想家的学说。这是我读懂的第一部“学术性”著作，在当时为我提供了一张有用的关于西方思想的“知识地图”，而且让我懂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困境，人们信奉不同的多元价值，各自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但彼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与冲突，难以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被调和化解。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阅读环境很特别，童年时代可资选择的书籍十分有限。开门的那一瞬间是令人眩晕的：几万本书安静地躺在灰尘之中，昏暗的光线照在一张张蜘蛛网上，我觉得这里暗藏着世界的秘密，永远也读不完，既兴奋又怅然。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韦伯的学术贡献丰富而卓越，其中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洞察尤为重要。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著名段落：“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在这里，“世界的除魅”（或译作“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world）极为凝练地表达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判断，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也许是的。但泰勒想说的是，对永恒的渴望反映出一种伦理见解：死亡颠覆了意义，如果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对失去亲人至爱的“"未亡人”来说，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来守护他们在与死者的关系中所建立的意义，葬礼的本意就在于此。而守护意义的重要方式是将死者与某种永恒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灵魂不朽”或“复活的希望”等都被全然否定或者存疑，永恒感就破灭了。这会生出某种空虚感，某种深刻的困窘不安。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死亡问题有更为复杂与丰富的含义。比如，对死亡关切的重心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古代，死者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与生者在一个共同体中，死亡是“我们”的事件。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死亡的主要问题是担心对“我的”末日审判。而在现代，死亡的重心转向与亲人至爱的离别，关切的是“你”。这种历史变化可以用“我们之死”“我之死”和“你之死”来分别表述。而伊壁鸠鲁的说法，至多能部分地打消“我之死”的问题，但完全没法解决“你之死”。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一方面，信奉宗教仍然是可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宗教不再是全民共享的世界观，宗教语言也不再是社会通用的语言。这样一个世俗社会具有高度的多元性，不同的精神传统和伦理原则交叠在一起。正统宗教代表了一个极端，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处在另一个极端。因此，“世俗时代具有精神分裂的倾向”，现代人常常会感受到来自不同价值观念的“交叉压力”。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泰勒解释说：事物是否重要、.是否有意义，必须针对一个背景而言，他称之为“视域”（horizon)或“框架”（framework)。这个背景框架在人类活动最基本的方面界定了什幺是重要的，什幺是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与精神的直觉”。这个框架由不得我们选择，它是“给定的”（given),是我们共享的“无可逃离的视域”(inescapable hori--zon)[11。而我们所做的选择，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恰恰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依据这个作为深度意义背景的框架。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这个背景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框架，个人的感觉、选择和决定会变得完全不可理喻。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泰勒力图阐明，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这带来了空前膨胀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困境，突出体现在现代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以及人生意义的迷失。这是所谓“现代性之隐忧”的要害所在。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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