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名句 ▼

书籍名句

如果权力不仅仅是在人们相互共处之中形成的那种权力潜能，而是能够像人拥有“力量”那样使用它，不必依赖那种永远不完全可靠、永远暂时的众多意志的汇合，那么全能（Allmachtigkeit）便确实会成为人类可能达到的境界。在本质上，正如实践一样，权力是无限的。它并不受物质和生理限制，那些限制使得人的身体与必需性的力量都被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权力的界限并不在其自身之中，而在于其他权力群体的同时存在，在于那些处于自身权力范围之外却同样在生成权力的他者的存在。权力因多元而受限，这并非偶然，因为权力的首要前提恰恰就是这种多元。由此也可解释一个奇特的事实：权力的分立并不会导致权力的削弱。相反，建立在分立之上的诸权力的协作会产生一种彼此制衡、相互支撑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正是通过共同存在，新的权力被不断生成，只要这种相互作用仍然鲜活存在，并且未陷入相互瘫痪或僵化。因此，不可分割的并非权力，而是力量。力量虽然也会因他人的存在而受到牵制，却同时被他们限制并削弱其效能。当个人的力量企图在共同实践中彰显自身时，它的冲击力就会减损，且始终有被众人的权力压倒与摧毁的危险。将个体制造的力量与众人实践的权力合二为一的情况，只能作为神的属性被想象出来。在多神教宗教中，即便诸神的力量远超人类，他们也不是全能的。因此，一切追求全能的企图，且不论其中所蕴含的傲慢，总是指向对多元的毁灭。即便是一种被提升至神性的全能，也不可能在多元之中存在。唯一能够与权力相抗衡的，不是力量（Starke），力量在面对权力时毫无防御之力。真正的答案是暴力（Gewalt）。暴力凭借它特有的能量（Kraft），一个人确实可以强迫许多人服从，因为它可以被积聚、被垄断，并以暴力手段保存。然而，暴力只能摧毁权力，却无法取而代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暴力与权力丧失往往可以结合在一起。历史告诉我们，一种权力丧失的暴力动员，往往如同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生命以其实在性（Wirklichkeit）触及我们，世界则以其固有的现实性（Realitat）要求我们去信任它，这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世界的现实性之所以打动我们，乃是因为它对凡人生命而言几乎无限优越的持久与恒常。若我们知道世界即将终结，它便会失去其现实的特征。事实上，在早期基督教中确曾如此，只要信徒们坚信末世希望与终极审判即将到来，世界的现实性就随之消散。生命的实在性则完全不同，它只在每一个瞬间的体验强度中得以显现。这种强度所展现出的力量是如此原始而猛烈，以至于当它在喜悦或痛苦中占据上风时，一切对世界现实的感受都会被彻底抹去。人们早已注意到，富人的生活虽然充斥着精致以及对于世间佳物的敏感，却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也就是对于大地上美好之物的亲近。生活在世界中的能力，唯有在让人愿意超越生命过程并与生命过程保持疏离的程度上得以实现。反之，人类生命的活力与生机，唯有在人愿意承担生命的重负、苦累与劳动之时，方能得以保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社会地位能够满足某种“需求”，正如饮食可以满足饥饿的需求。个人虚荣需要公众的认可，正如个人的胃口需要食物。从这一立场出发，现实并不体现于他人的在场，也就是他人在公共领域中和我们一同经历相同之物。现实仅仅体现于主观需求的强度。这种需求的存在与否，只有那个主观感受到或忍受它的人，才能做出说明。而且，相比于人追求公共声誉的“虚荣”，人对食物的需求对应的是人的生物性，因此纯粹主观的饥饿当然来得更真实、更正当。霍布斯曾经轻蔑地称这种对公共认可的需求为自负的虚荣欲（vainglory）。在这种理解下，即便这种需求能够奇迹般地被他人共情，它也是瞬息即逝的。这足以表明，它们绝不可能孕育出像“共同的世界”那样坚实而持久的东西。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现代世界并没有给予诗歌和哲学足够的认可，而是说，即便现代世界给予诗歌和哲学以赞赏，也无法建构起一个能够保存某些事物、使之免于时间毁坏的空间。在我们的世界里，公共认可是如此之短暂，有如一种每日以不断加速的方式被生产和消费的东西。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易逝的金钱，比起公共认可也显得更为“客观”，因此更加真实。所谓“客观性”，它唯一的基础是金钱作为满足一切需求的通用尺度。比起客观性，公共领域的实在性基于无数视角的同时在场。在这些视角中，共同之物得以显现，而这一显现却从来无法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或通用的尺度。因为尽管共同的世界为所有人提供了汇聚之所，但凡来到其中的人都各自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绝不会与另一个人的位置重合，正如两个物体的位置无法相同一样。之所以“被他人看见与听见”具有意义，正源于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位置去看、去听。这正是公共相聚的意义所在。与之相比，即便是最为丰富、最令人满足的家庭生活，也不过是自身立场的扩展与倍增，以及固有视角的放大。私人领域的主观性可以通过家庭得到极大程度的增强，甚至可以强大到在公共领域中也能感受到它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当现代人丧失了彼岸世界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赢得这个世界，严格来说没有赢得生命，他被抛回到生命，被抛人内省的内在封闭领域，在那里他的至上体验是心灵的自我推理过程、自己和自己玩的空无一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所剩的唯一内容是胃口和欲望，是他误当作“微情”的无意识冲动，他认为它们是“非理性的”，因为他发现他无法“思考”它们，即无法对付它们。唯一潜在不朽的东西像古代的政治国家和中世纪的个体生命一样不朽的是生命本身，即人类种群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pp.251-252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p.25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一个生产者共同体，特别是商业社会中，人必然要遭遇到的挫折在天才现象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未的现代都把天才作为它的最高理想（创造性天才作为人之伟大的典型表现的观念在钻代和中世纪尚不为人所知），只有到了20世纪初，伟大的艺术家才令人惊讶地一致抵制“天才”的称号，坚持娴熟精湛技巧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和手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抵制当然部分是出于对天才概念庸俗化和商业化的反应，但部分也归因于近来劳动社会的兴盛，因为对一个劳动社会来说，生产性和创造性不是理想，也缺乏任何能够激发伟大观念的经验。在我们这里重要的是，与工匠的产品不同，天才作品似乎吸收了本来在言行中才能瞬间迸发出来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要素。现代社会热衷于每个艺术家的个性签名，以及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对风格的敏感，都显示了对艺术家的那些超越他的技术和技巧的特征（就如同每个人的个性都超出了其品质的总和一样）的重视。因为这种超越确实把伟大的艺术作品与所有其他的人造产品区别开来了，创造性天才的现象更像是对技艺人信念的最高辩护，证明了一个人的产品可以在本质上比这个人更伟大。然而，现代给予天才的巨大尊崇无论多么发自内心，无论多么的接近于偶像崇拜，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某人是“谁”的本质，不是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当这个对象以艺术品或普通手迹的方式“客观地”显现出来时，它表明的是这个人的身份，从而可以用于对其作者的鉴定，但它本身是沉默的，如果我们企图把它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镜子，它就逃避了我们的把捉。换言之，对天才的崇拜和于商业社会的其他信条一样，都同样包含了对人的贬低，相信某人是“准”的问题在伟大和重要性上超过了他所能做的任何惠情和他所能创造的任何东西，乃是构成人的骄傲不可缺少的因素。……只有俗人才屈尊地从他们做过的事情中得到骄傲，他们通过这样的自我贬低变成了他们自身能力的“奴仆和囚徒”。pp.16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阿伦特因赞美行动而享有盛誉，最为著名的，是她谈论雅典人与他们的同侪一起投入公共领域而赢得不朽声名的那些段落。但《人的境况》同样关注行动的危险，关注由行动的自发性所引起、目前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无限过程。当然，她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助的动物：我们能从事下一步的行动，主动打破这类过程，并通过约定来控制它们。但是在控制那些由于莽撞地对自然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过程时，除了要面对物理上的困难外，还要注意复数性本身引起的政治问题。理论上，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工作，就能带来巨大的权力：但是复数的人之间的同意是难以达到的，而且更无法避免其他行动者的自发破坏行为。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之际，我们所能做的一个可靠预测就是，尽管过程的运动一直在持续，开放的未来仍将成为无数人自发行动的舞台，这些自发行动远非我们当前所能想象。也许作出另一个预测也不算轻人的境况率：未来读者会在《人的境况》中找到思想食粮和讨论领域，在这本非凡的著作中不断发掘和发展出不同的线索与主题。那将最适合阿伦特不过。正如她在走向生命的尽头时所说的：每次你写了什么东西，把它送到世界上，它就变成了公共事物，显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随意取舍，而且本应如此。我对此毫无怨言。无论你被理解成什么样，你都不应该企图控制这一切。你反而应该从其他人对它的理解中学习。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统计学的齐一律绝非一种无害的科学思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good life（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生活）不仅比日常生活更好、更愉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good在于它通过掌控纯粹的生命必然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克服生命体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性的生命过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离开家庭需要勇气，因为只有在家庭中，一个人才首要考虑自己的生命和存亡。任何进入政治领域的人首先预备着那他的生命去冒险，过于顾惜自己的生命而放弃自由正是奴性的标志。因而勇气是最优越的政治德性，只有拥有它的人才被允许进入一个在内容和目标上都是政治性的伙伴团队，从而超越那种由于生存紧迫性而强加给一切人的那种纯粹麇聚(像獐子那样依类群居；麇本怯懦)状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幸福（eudaimonia）首先是一种依赖于财富和健康的客观条件。贫穷和疾病都意味着受制于物理必然性，此外，做奴隶还意味着服从于人为的暴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家庭领域驱使的力量是生命本身。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所驱使而共同生活。个人维持生计和延续种族生命都需要他人的帮助。这种自然共同体来源于必然性，必然性统治着家庭中的所有活动。相反，城邦领域是自由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家庭中对生命必需性的控制是追求城邦之自由的条件。自由存在于社会领域内，而强力和暴力被政府所垄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用暴力强迫人，命令而非说服，乃是前政治的、用来对待在城邦之外生活的人的特有方式，也是家庭生活的方式。在家庭中，家长以无可置疑的专制权力统治。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成为政治的，生活在城邦中，意味着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取决于暴力和强迫。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社会”一词起源于罗马...拉丁语societas的用户最初由着虽有限但清楚的政治含义：表示人民之间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积极生活（vita activa），人积极投身于做事情的生活而言，总是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绝不能离开或超越它。物和人共同组成了人的每种活动的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活动就是无意义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留下来，没有一种带有政治或精神性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他们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只有孤独的个人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一项创作，而非一项谋生活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世界不能为活动提供一个合适空间，就没有什么活动能够成为卓越的，教育、独创性或天赋都不能代替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而后者正是使公共领域成为实现人之卓异的所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人越多的地方，人们就越是追求整齐划一的行为，也不能忍受与行为不符的表现。在统计学上显示为对波动的校准。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在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于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自身显示。意义：照亮历史时间的能力。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一旦想说某人是谁，我们的语言就把我们引向了说某人是什么的歧途，我们纠缠在对他和其他人都必定同样具有的一些属性的描述上，我们开始在语词的陈旧意义上描述某种类型或性格，结果抓不住他独有的个性。p14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普遍怀疑的笛卡尔式解决，或把笛卡尔从两个彼此关联的噩梦拯救出来的方式，在方法和内容上类似于拒绝真理，转向真实性；拒绝实在，转向可靠性。p220-22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理论变成了假设，而假设的成功就是真理。不过，这个最重要的成功标准并不取决于实际考虑，也不取决于伴随或不伴随特殊科学发现的技术进步，成功标准内在于现代科学的本质和进步中，与它实际应用无关。p22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速度征服了空间，虽然这个征服过程在一个身体无法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地点这一不可克服的限制上，找到了它的界限，但却使距离变得无意义了，因为人生命中不再有哪段重要的部分一年、月或星期，对于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点来说是必须的了。p20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如果不是存在着这种打断生命进程和开创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行动固有的能力，始终在那里提醒我们——尽管人终有一死，却不是为死而生，而是为着开端启新而生的，那么人向着死亡的生命之旅就会不可避免地毁灭和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p19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从而尊重在现代的丧失，或认为只有在我们赞赏或致敬之处才存有尊重的看法，构成了公共和社会生活不断加剧的去个性化的一个清晰表征。p18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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