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这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情感，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是例外。达芬奇知道如何描绘战争时，强调艺术家必须有勇气和想象力去全面展示战争的恐怖。要担心的反而是绘出的效果不够令人难受：不够具体，不够详细。怜悯可引起道德判断，如果怜悯像亚里士多德说得那样，被我们当成对蒙受不幸者的愧疚之情的话。但怜悯绝非灾难性不幸事件中的恐惧的自然伴生物，而是似乎被恐惧稀释（分散）了，恐惧往往淹没怜悯。达芬奇的意思是，艺术家的目光必须不带怜悯。图像必须够震撼，而在这可怕之中含有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美。这种理念应用于摄影，是行不通的：在战争摄影中发现美，未免太冷酷了。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最伟大的爱欲理论家之一乔治·巴塔耶[插图]保存着一张一九一〇年摄于中国的照片，那是一名正被处以凌迟之刑的犯人的照片。他把照片摆在桌上，以便每天都可以看它。（由于此举已成传奇，他遂于一九六一年把它收入生前最后一本著作《爱欲泪》。）“这张照片，”巴塔耶写道，“在我生命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对这种痛苦形象的痴迷从未停止过，既陶醉又难以忍受。”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擅长拍摄世界各地悲惨情况（包括战争的恶果，但不限于此）的摄影师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一直成为这场针对不真实之美的新运动的主要目标。尤其是他称为“迁移：转变中的人性”的七年计划，一直遭到持续不断的抨击，指摘他制作的美丽壮观的巨幅照片，因为它们有“电影感”。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一名共和派士兵之死》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真实瞬间，被偶然抓拍到；如果事实证明那士兵为卡帕的相机做表演，则照片的所有价值将立即崩溃。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在绰号“齐姆”的戴维·西摩那幅常被复制的照片《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土地再分配会议》中，一位正给怀中婴儿授乳的憔悴的妇女站着仰望（紧张地？畏惧地？）。这张照片常常使人想起某个人正担忧地扫视天空，看是否有空袭飞机。她的面部表情和她周围人们的面部表情，似乎充满疑惧。记忆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更改这个影像，给予齐姆的照片一个象征性的地位，不是为了它实际上表现的事情（一次户外政治会议，发生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而是为了即将发生在西班牙的、会带来巨大反响的事情：飞机空袭城市和农村，其惟一目的就是彻底摧毁它们。这是空袭首次在欧洲被用作战争武器。不久，空中果然出现飞机，向类似照片中那样失去土地的农民投下炸弹。（再细看那位授乳的母亲，细看她那布满皱纹的额头，她那眯起的眼睛，她那半张的口。她看上去还疑惧吗？难道你不觉得她眯起眼睛是因为太阳照射的缘故？）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电视上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是迟早要被人厌倦的影像。这种麻木感，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电视想方设法要以过量的影像来吸引和满足人们，因而扰乱注意力。过量的影像使注意力变得分散、流动、对内容相对漠视。影像流动使影像失去稳定性。电视最大的特点在于你可以转台、不耐烦和沉闷变成一种正常状态。消费者垂头丧气。他们需要被刺激起来，被启动起来，一次又一次。内容不外乎这类刺激物。如果要更有反省力地观看内容，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集中——而媒体播送的影像寄予的各种期待，正好削弱了意识的集中；媒体把内容过滤掉，是使感觉麻木的主犯。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追求更富戏剧性（人们常常这样形容）的影像，成为摄影事业的动力，并成为一种以震撼作为主要消费刺激剂和价值来源的文化的常态。安德烈.布勒东宣称：“如果美不令人战栗，就不是美了。” 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它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那影像永远是有人选择的；拍照即是定框，定框即是排除。即使有姓名，也不大可能被“我们”所知。当伍尔夫指出她看到的一张照片中的一具男人或女人的尸体如此血肉模糊以致完全可以使一只死猪时，她的意思是说，战争的参保性已惠去了个人的身份，甚至人类的身份。这当然是从远方观看时战争的样子——它只是一个影像。照片留下了参考路线，成为追求各种目标的图腾：情绪围绕一张照片要比围绕着一个文字口号更容易清晰化。照片还有助于建构——以及修改——我们对较遥远的过去的感知，尤其是迄今不为人知的照片的流转带来的事后震撼。大家都认得的照片，如今已构成一个社会选择思考什幺或宣称它已选择思考什幺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社会把这些理念成为“记忆”，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虚构。严格讲，根本不存在集体回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悔罪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但却存在集体指示。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它随着每个人死去，所谓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故事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是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概括人们对重要性的普遍看法，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上不是成年人。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难维持这种道德发育不全。就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吧。即便它们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所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不公正的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来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赶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任何战争，看上去像无法阻止，人们才对恐怖反应迟钝。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情感，它必须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束手无策——但“我们”是谁——而“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又是谁？那幺你就会感到沉闷、犬儒和冷漠。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告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出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人们喜欢观看苦难的图像。我深信我们对他人的真正不幸和痛苦怀有一定程度的但绝非轻微的喜悦。我们如此热情追求的绝非奇观，而是某种不同寻常而悲惨的灾劫。（埃蒙德·伯克）巴塔耶可以想象极端的痛苦并非只是痛苦，而是某种升华。对痛苦，对他人的痛苦的看法，是根植于宗教思想中的，这种宗教思想把痛苦与牺牲联系起来，又把牺牲与极度兴奋联系起来——这种观点与现代感情大相径庭，现代感情认为痛苦是某种错误、意外或罪恶的东西。某种必须铲除的东西，某种必须拒绝，使人感到软弱的东西。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以见证为己任的摄影师，也许会觉得不使奇观变成奇观的做法，在道德上更正确。有道德的摄影师愈来愈关注战争摄影中对情绪（同情、怜悯、义愤）的非法利用和以粗俗方式挑衅情感等问题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萨尔加多的展览和摄影集突显的《人类一家》式的貌似圣洁的辞令，确实伤害了这些照片。……萨尔加多的照片还因其展示悲惨画面时往往善于适应商业化环境，而遭到严责。问题在于照片本身：在于照片聚焦于无权无势者，他们全都被弱化成一筹莫展。文字说明中都没有这些无权无势者的姓名。照片若不提及对象的姓名，就等于与名人崇拜合流，尽管不是故意的。这种做法加强了对另一种对立的摄影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只提名人的姓名，而这等于是把无名者贬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和苦难的典型人物。萨尔加多这些摄于39个国家的移民照片，在单一标题下，汇集了一大群处境和苦况各不相同的人。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更多“关心”，但也会使他们觉得苦难和不幸实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地方性的政治干预来改变。一个在这样的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但是一切的政治，就像一切的历史，都是具体的。确切地说，任何认真思考历史的人，都不可能也认真地对待政治。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作为男人，你被告知说这是男人性欲的一部分，纯粹的性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女人并非如此。如果我发现自己在和一个白痴吃早餐，我会觉得很难堪—尽管我认为我不应该感到难堪。而且我还感到一这也是女性境况的构成—我吃亏了。然后我就想，“咳，男人跟女人上床时就不会这幺想”。但我就是不自主地觉得自己在屈就。男人的性就建立在这种屈就上。然而，与其对自己说，“我屈就一下也挺好，这没什幺，为什幺不呢？”，与其对此感到难堪且不欣赏自己的难堪，我显然更希望生活在一个大家都不这幺想的世界上。我认为在文化的层面上，女性在性上对男性施加着一股约束力。没有哪个异性恋男人可以像同性恋男人那样去滥交，因为他仍然要面对女人，女人要求的可不只是随便在什幺地方做个两分半钟的爱。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认识的每一位聪明、独立、活跃、热情的女人，在孩童时期无不希望自己是个男孩。你希望自己生而为男，这样你就可以爬树，长大之后就可以成为一名水手…或是类似的幻想。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身为一个女孩，总有人跟你说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希望自己是那个似乎拥有更多自由的性别群体中的一员。而大多数男孩都不想成为女孩，因为他们从大概十六个月大的时候就认为做男孩要更好。孩子们喜欢打闹，人们也鼓励男孩子们做各种活动一弄脏身上的衣服，调皮地玩耍，而女孩不被允许做所有这样的事。当你长大一些之后，你认识到这一切都基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这种思维现在有了一些时髦的名字，比如“雌雄同体”或“双性性格”。但我觉得没必要取这幺一些名字，因为这就使得它成了某一群好辩者的专有物。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最早投身的事业之一是反对把思考和感受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实际上是所有反智观念的基础：心智与大脑、思考与感受、猜想与判断我不认为这种对立是正确的。我们的身体大同小异，但思维方式却截然不同。我相信，相比身体，我们的思考更多是受到了所在文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才会有更为丰富多样的思维。在我看来，思考是感受的一种形式，感受也是思考的一种形式。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他搅动了思想上的一潭死水，但代价是他成了思想上的探索者，徘徊在无人涉足的思想上的空白地带，沿着这条路步步前进，寻求在已经看到的地平线上某处的另一个栖息地。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隐喻与明喻不同：如果你说一个东西像什幺，那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尽管有的时候也没有那幺明显，因为诗歌可以非常简洁。但是，举例来说，当你说“疾病是一种诅咒”，我认为这是思维的某种崩溃——这是一种停止思考的方式，让人定格在某种态度中。在我看来，智识思考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深刻意义上的批评——因为人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新隐喻的构建当中，我们必须通过隐喻来思考。但至少我们应当对现有的隐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如此才能解放思想，广纳四方，发散思维。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某种程度上，是的，或者至少对隐喻持极度怀疑的态度。隐喻是思考的核心，但当你使用它们时，你不应当相信它们——你应当知道，它们是一种必要的虚构，或者也许是一种不必要的虚构。我无法想象任何一种思想不包含隐晦的隐喻，但事实上，隐喻的确暴露着自身的局限。我感兴趣的始终都是一种话语，它表达了上述的怀疑主义，超越了隐喻，成为某种干净透明之物，或者用巴特的话来说，一种“零度写作”(zero degree writing)。当然，你也可以像詹姆斯·乔伊斯那样走上截然相反的路径，为语言尽可能多地注入内涵，但这就不是隐喻了，就比如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只是在用语言本身玩文字游戏，极尽一个词语所能表达之意。但我知道，在我读到这样一个隐喻的时候，比如，“河流穿过桥拱，一如手套上的手指”……这个隐喻怎幺样？（笑）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必须以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方式来回答这一问题。自从我开始思考，我就意识到，我从理论的角度理解事物的方式是看到它们的内涵、背后的隐喻或范式——这种理解方式对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我记得，在我十四五岁开始阅读哲学的时候，隐喻就令我深感震撼，我想说，如果换一种隐喻，会是另一种结果。我对隐喻始终抱着这样一种不可知论。早在我自己发展出关于隐喻的任何思考之前我就知道，一旦我发现了隐喻，那就可以说，我发现的它就是思想的源头，但我也可以想见人们使用其他的隐喻。我知道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数不胜数，但因为我更多的是追随我身为一名作家的直觉，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留意。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因此，如果你生活在纽约，就好像是，好吧，我想住在一个有更多事情发生的地方，多到我没时间事事参与其中。这并不是说我得事事参与，而是我想知道我可以去事事参与，我希望能拥有这样的选择。而且，生活在纽约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我想遇到胸怀大志和跃跃欲试的人。你遇到一个加州人，他们会说：嗨！……然后就是一片沉默。这也没什幺。但我跃跃欲试。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要平静地去爱，毫不含糊地去信任，毫无自嘲地去希望，勇敢地行动，以无穷的力量之源去承担艰巨的任务，是不简单的。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但我所做的一切都关乎直觉，一如关乎理智。这并不是说爱取决于理解，而是说爱一个人就意味着要牵涉到各种各样的思考和判断。这就是爱之所是——有着智力架构的生理欲望和情欲。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一位家庭治疗师声称，关系要幺是对等的，要幺是互补的，也就是说，婚姻要幺是真心相爱，要幺是彼此需要。但我认为这种类型学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按照这些标准，世界上对等的关系简直是寥若晨星。而且，这些讨论关系的方式完全忽略了历史。我们所有关于家庭、爱以及关系的观念都是近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你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可怕的隐喻，说一段关系是“有效”的一就好像关系是台机器一样。我们有太多这样的意象和期待了。我的意思是，这些家庭治疗师是否讨论过由文化精心编制出来的男女、老少内在的不平等问题？在这个社会中，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关系的平等意味着什幺？大多数人都甘于完全不平等的关系。你说到了“真心相爱的婚姻”，但在一颗心留守家中的时候，另一颗心却奔赴职场。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我非常幸运，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生子了。我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就不用再费事了。但不能拿我当样板。我选择不再结婚，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一所以我并没有打算错失为人母这样非凡的体验——然后我决定过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这非常没有安全感，没有愉悦，要面对很多的焦虑和挫折，并且需要长期的禁欲。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样板，这只是我个人的解决方式，我只是在为我的人生规划（Iifeproject）辩护。

——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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