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最好是竭力装做什么也没看见，好像一切都很平常，可她……于是我模糊地感到，她将对这一切付出沉重代价。“你恰好碰到我处在这种尴尬境地，丽莎。”我结结巴巴地开口道，我也知道最不应当的就是这么开头。“不，不，你不要往别处想！”我叫道，因为我看到她突然脸红了，“我并不以我的贫穷为耻……相反，我对我的贫穷感到骄傲。我穷，但是我高尚……一个人可以穷而高尚。”我喃喃道。“不过……你要喝茶吗？”“不……”她正要开口。“请稍等！”我急忙站起身来，跑去找阿波罗。总得找个地方先躲一躲吧。“阿波罗，”我像发寒热病似的急促地小声道，一面把一直握在我手里的那七个卢布甩到他面前，“给你工钱；瞧，我给你工钱了；但是你必须救我：立刻到饭馆去买壶茶和十片面包干来。如果你不愿意去，你就会把我变成一个不幸的人！你不知道，这是个多么好的女人啊……她就是一切！你也许转什么鬼念头了……但是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啊……”阿波罗已经坐下来干活，已经重新戴上了眼镜，起先，他并没有放下针，只是默默地斜过眼看了看钱；然后，他对我根本不予理睬，甚至一句话也不回答我，仍继续穿他的线。我站在他面前，à la Napoléon【法语：拿破仑式的。】两手贴紧裤缝，等了约莫三分钟。我的两鬃都被汗水打湿了；我自己则脸色苍白，我感觉到了这点。但是，谢谢上帝，他看着我那样子，大概动了恻隐之心。他穿好线，慢悠悠地从座位上微微站了起来，慢悠悠地挪开了椅子，慢悠悠地摘下了眼镜，慢悠悠地数了数钱，终于侧过头来，越过肩膀问我：是不是买一整份？然后才慢悠悠地走出了房间。当我回去找丽莎的时候，半道上我蓦地灵机一动：能不能就这样，原来穿什么现在还穿什么，穿着睡衣，立刻逃跑，逃到哪儿算哪儿，以后爱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好了。我又坐了下来。她好奇地望着我。我俩沉默了几分钟。“我打死他！”我突然叫道，举起拳头使劲捶了一下桌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还好，这时候阿波罗干了些混账事，分了我的心。他简直使我忍无可忍！他是我身上的痈疽，是上天派来惩罚我的祸害。我和他经常互相挖苦，已经连续好几年了，我恨透了他。我的上帝，我多么恨他啊！在我一生中，似乎我还从来没有像恨他那样恨过任何人，特别在有些时候。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傲慢无礼，过去还当过一阵子裁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竟不把我放在眼里，甚至做得十分过分，他对我总是十分傲慢，令人忍无可忍。不过，他对所有人都很傲慢。只要看看这个梳得油光溜滑的浅黄色头发的脑袋，看看他在脑门上梳得高高的、抹了不少菜油的发型，看看他那总是挂着副狞笑的大嘴——您就会感到在您面前的是一个从不怀疑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爱吹毛求疵到极点的人，在这世界上，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比他更爱吹毛求疵的人了。此外，自尊心还很强，除非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才配有这样的自尊心。他热爱自己的每个纽扣，热爱自己的每片指甲——一定是热爱，因为他那副神气就是这样。他对我的态度专横到极点，他极少跟我说话，即使抬头看我，那目光也是硬撅撅的，神气活现，自以为是，经常带着嘲笑，有时简直使我发狂。他常常带着这样一副神态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倒像他给了我天大的恩惠似的。不过，他几乎不为我做任何事，甚至根本不认为他应当做任何事。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他认为我是全世界最没出息的傻瓜，如果说他“把我留在他身边”，那也仅仅是因为他每个月可以从我这里拿到工钱。他同意在我这里“什么事情也不做”，每月拿我七个卢布工钱。因为这点，他才原谅我的许多罪过。有时候我简直恨透了，即使只看到他走路的样子，我都气得差点要抽筋。但是我最讨厌的是他说话咬舌儿。他的舌头可能比一般人稍长，或者与此类似，因此他说话经常模糊不清，咬舌儿，似乎，他对此还感到非常得意，满以为这样会极大地抬高他的身价，使他显得器宇不凡。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两手背在背后，低着头，看着地面。他把我尤其气得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第二天，我已经又准备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我胡思乱想，神经受到刺激，而主要是我大惊小怪的结果，我一向意识到我的这根弦特别弱，有时候甚至很怕它：“我越是大惊小怪，就越会得这毛病。”我每时每刻都在向自己念叨。但是话又说回来，“话又说回来，也许丽莎当真会来也说不定。”——我当时思前想后，想到后来，就会出现这样的叠句和副歌。我怔忡不安，有时都要发狂了。“会来的！肯定会来的！”我在屋里来回奔跑，大叫，“今天不来，明天肯定会来，肯定会找到我！所有这些纯洁心灵的浪漫主义就是这样可恶！噢，这些‘低劣的感伤的灵魂’是多么讨厌，多么愚蠢，多么眼光狭小啊！唉，我怎么会不明白，真是的，我怎么就不明白呢？……”但是想到这里我主动停了下来，甚至觉得十分尴尬。“只需要很少，很少，”我捎带想道，“只需要很少几句话，只需要很少几句田园诗（何况这田园诗还是假装的，书本上抄来的，胡编乱造的），就足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打动一个人的心！这就是少女的纯真！这就是天真未凿的心田！”有时候我也曾想到干脆自己去看她，“向她说明一切”，求她不要来看我。但是想到这里，我心中会突然升起一股无名火，如果她出现在我身旁，真恨不得把这“可恨”的丽莎掐死，侮辱她，唾弃她，赶走她，打她！然而过去了一天，两天，三天——她始终没有来，于是我也就安静了下来。每逢九点以后我就特别兴奋，兴奋得睡不着觉，有时候甚至开始幻想，甜甜蜜蜜地幻想：比如说，我要挽救丽莎就要让她常常来看我，而我则告诉她……我要开导她，教育她。最后我发现她爱我，热烈地爱我。我假装不懂（不过我也不知道干吗要假装，大概，为了美吧）。最后，她非常不好意思而又十分妩媚地浑身发抖，痛哭着扑到我的脚下，说我是她的救命恩人，她爱我胜过爱世上的一切。我吃了一惊，但是……“丽莎，”我说，“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发现你在爱我吗？我看到了一切，我猜到了，但是我不敢头一个说出来，占有你的心，因为我对你有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轻蔑地微笑着，在包间的另一边，在沙发的正对面，沿着墙根，踱着方步，从餐桌走到火炉，又从火炉走到餐桌。我竭尽全力想要表示我没有他们也活得下去；同时又故意踏着脚后跟，把皮靴踩得山响。但是一切都属徒劳。他们根本不理我。我耐着性子径直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从八点走到十一点，一直在同一块地方，从餐桌走到火炉，再从火炉回到餐桌。“我就这样自管自地走着，谁也没法禁止我。”走进包间来的侍应生，好几次停下来看我；因为总是转圈，我的头都转晕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似乎处在一种谵妄状态。在这三小时中，我三次出汗，出了又干，干了又出。有时候我感到一阵深深的剧痛，有一个想法刺进我的心：再过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哪怕再过四十年，我还是会厌恶地和感到屈辱地想起我一生中的这一最肮脏、最可笑和最可怕的时刻。简直是自取其辱，而且再也没有比这更不要脸和更自觉自愿的了，这道理我完全懂，我完全懂，但是我还是从餐桌到火炉，再从火炉到餐桌，继续来来回回地踱着方步。“噢，假如你们能够知道我的感情有多么丰富，思想有多么深刻，我的思想有多么发达就好啦！”有时候我想，心里在对着坐在沙发上的我的仇敌们说。但是我的仇敌们竟旁若无人，好像我根本不在这屋子里似的。有一回，仅仅就这么一回，他们向我转过身来，也就是兹韦尔科夫谈到莎士比亚的时候，我突然轻蔑地哈哈大笑。我十分做作和十分恶劣地噗哧一笑，以致他们大家一下子中止了谈话，默默地观察了我两三分钟，严肃地，也不笑，看我怎样沿着墙根，从餐桌走到火炉，我又怎样对他们不理不睬，嗤之以鼻。但是一无所获：他们还是不开口，过了两分钟，他们又撇下我不管。钟敲了十一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当时，我荒谬地过分夸大了这些事实，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浑身忽冷忽热，一阵阵哆嗦。我绝望地想像，这个“卑鄙小人”兹韦尔科夫一定会高傲而又冷淡地迎接我；那个蠢货特鲁多柳博夫一定会用蠢笨而又露骨的蔑视看着我；那个小爬虫费尔菲奇金为了讨好兹韦尔科夫一定会极其恶劣而又放肆地冲我嘻嘻窃笑；而西蒙诺夫肯定会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雪亮，他肯定会瞧不起我的低级的虚荣心和意志薄弱，而主要是——这一切是多么渺小，多么不登大雅之堂，多么庸俗啊。当然，最好根本不去。但是这又绝对办不到：如果有什么事开始吸引我，我非整个人一头扎进去不可。如果不去，以后我将会一辈子嘲弄自己：“怎么啦，胆小了，害怕现实了，发怵了！”相反，我非常想向这帮“废物”证明，我根本不是我自己想像中的那种胆小鬼。不仅如此：在胆小畏缩这种寒热病发作得最厉害的时候，我还不由得时时幻想独占鳌头，战而胜之，吸引他们，促使他们喜欢我——哪怕“因为我思想的高雅和无疑的风趣”呢。他们将会撇下兹韦尔科夫，他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满面羞惭，而我将压倒兹韦尔科夫。然后，我说不定倒会同他言归于好，把酒言欢，你我相称，但是对于我最可气也最可恨的是，我当时就知道，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实际上，我什么也不需要，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想压倒他们，征服他们，把他们拉到自己这边来，即使我完全达到了目的，我自己也会头一个认为这样的结果一钱不值。噢，我一直在祈求上帝：让这一天快快过去吧！我在难以言说的苦闷中走到窗口，打开气窗，凝视着在纷纷扬扬飘落着湿雪的昏暗的天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在家里我主要是读书。我试图用外来的感觉只出现过一次。我内心中不断累积的愤。而对于我来说，外来的感觉只能来自阅读。阅读，当然对我大有助益一一它使人心潮起、使人心花怒放，也使人痛苦不堪。不过，有时也使人感到味至极。我毕竞想活动活动，于是便突然陷入阴郁的、地下的、劣的状之中ー一并非放荡，而是堕落。我的情欲由于我经常的、病态的愤懑而变得异常劲悍，十分炽烈。时常歇斯底里地发作，还伴随着热泪滚滚，浑身痉。除了阅读，我无处可去一也就是说，当时在我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尊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此外，苦闷又日益深重，于是歇斯底里地渴望矛盾、对立，就这样，我便放纵自己荒淫起来。我现在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可绝对不是在为自己辩解……然而，不！我在撒谎！我正是试图替自己辩解。先生们，我记下这些，是为自己立此存照我不愿说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对于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理智不会弄错吗？要知道，也许，人喜欢的不仅是幸福呢？也许，他也同样喜欢苦难呢？也许，受苦与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有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且这是事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人却是个朝三暮四和很不体面的动物，也许就像下象棋的人似的，只爱达到目的的过程，而不爱目的本身。而且，谁知道呢（谁也保证不了），也许人类活在世上追求的整个目的，仅仅在于达到目的的这个不间断的过程，换句话说——仅仅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目的本身，而这目的本身，不用说，无非就是二二得四，就是说是个公式，可是，诸位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至少，不知怎的，人永远害怕这二二得四，而我直到现在还害怕。我们假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寻找这二二得四，为了寻找这二二得四，不惜飘洋过海，牺牲生命，可是，说真的，他又有点害怕找到，害怕真的找到它。因为他感到，一旦找到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找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越是认识到善和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会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淖以致完全不能自拔。但是关键在于我身上的这一切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好像理应如此。似乎这倒是我最正常的状态，而绝对不是一种病，也不是中了邪，因此到后来我也懒得再跟这种邪门的事作斗争了。最后，我差点要相信了（也许，还真相信了），这正是我的正常状态也说不定。然而起先，开始的时候，在这斗争中，我吃过多少苦，受到多少罪啊！我不相信别人也会这样，因此一直把这当做一件秘密隐藏于心，隐藏了一辈子。我感到羞愧（也许，甚至现在也感到羞愧）；以致发展到这样一种状态：常常，在某个极其恶劣的彼得堡之夜，我回到自己的栖身之地，强烈地意识到，瞧，我今天又干了一件卑劣的事，而且既然做了，也就无法挽回了——这时候我竟会感到一种隐蔽的、不正常的、卑鄙的、莫大的乐趣，然而内心里，秘密地，又会用牙齿为此而咬自己，拼命地咬，用锯锯，慢慢地折磨自己，以致这痛苦终于变成一种可耻而又可诅咒的甜蜜，最后又变成一种显而易见的极大乐趣！是的，变成乐趣，变成乐趣！我坚持这一看法。我所以要说这事，是因为我想弄清楚：别人是否也常有这样的乐趣？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仅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结果是，比如说，由于强烈的意识：不错，我是个卑鄙小人，既然他自己也感到他当真是个卑鄙小人，好像对这个卑鄙小人倒成了一种慰藉似的。但是够了……唉，废话说了一大堆，可是我又说明了什么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对我来说，爱就意味着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我一辈子都无法想象还会有另一种爱情，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我有时竟会认为，所谓爱情嘛，就是被爱对象自愿奉献对其实施虐待的权利。我即便在地下室里自己的那些幻想中，也总是把爱情想象成一种斗争，它总是从仇恨开始，以精神的征服结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她的眼神是祈求的、柔和的，但同时又是信任的、温柔的、羞怯的。孩子们往往就是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们极其喜欢并对其有所求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是啊，您哪，但是正是这点是我思想上的一大障碍！诸位，请你们原谅，我不着边际地净高谈阔论了；这是因为我四十年来一直住在地下室！请允许我发挥一下自己的幻想。你们瞧：诸位，理性的确是个好东西，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理性不过是理性罢了，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可是愿望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即人的整个生命的表现，包括理性与一切抓耳挠腮。即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中常常显得很糟糕，但这毕竟是生命，而非仅仅是开的平方根。要知道，比如说，十分自然，我之所以要活下去，是为了满足我的整个生命的官能，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理性思维能力只是我的整个生命官能的区区二十分之一。理性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除此以外，大概它永远也不会知道别的东西了；这虽然不足以令人感到快慰，但是为什么不把它如实说出来呢？），可是人的天性却在整个地起作用，天性中所有的一切，有意识和无意识，哪怕它在胡作非为，但它毕竟活着。诸位，我怀疑，你们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一定会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是不可能明知对自己不利而偏要跟自己为难，跟自己作对的，这是数学，是明摆着的事。我完全同意，这的确是数学。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聪明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要知道，这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特别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包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非但对我们明显有害，而且公然违背我们的理性关于是否对我们有利的最合理的结论，可是它对我们也可能是最有利的——因为无论如何给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此外，世界上还有自然规律；因此他不管做什么，根本不是按照他的愿望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自行完成的。因此，这些自然规律只要去发现就成，人对自己的行为可以不负责任，因此他活得非常轻松。不言而喻，人的一切行为也将根据这些规律按数学方式就像查对数表似的进行核算，直到十万零八千，然后再把它记在日程表上；或者还有更好的办法，将会出现几种方便大家使用的出版物，说像现在常见的百科辞典那样，其中一切都精确地计算过和排列好了，这样一来，世界上就再也不会有任何各行其是的行为和意外了。那时候（这些话都是你们说的）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已经是完全现成的，也是用数学方法精确计算过的经济关系，因此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在刹那间烟消云散了，说实在的，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现成的答案。到那时候就可以建成水晶宫了。【影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其中描写了一座用金属和水晶玻璃建成的宫殿，正如傅立叶在《普遍统一论》中所想像的那样，里面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座宫殿的原型，则是伦敦塞屯汉山上始建于1851年的水晶宫。】那时候……嗯，总之，那时候就会飞来一只可汗鸟。【据民间传说，这种神奇的鸟会给人带来幸福】当然，没有人能够担保（我现在还是这么说），那时候，比如说，不会让人觉得十分无聊（因为那时候一切都按对数表计算，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一切都会做得非常理智。当然，由于无聊，什么事情想不出来呢！由于无聊，金针不是也可以扎进人的身体里去吗，但是这也没什么。糟糕的是（这又是我说的），就怕那时候人们还欢迎金针来刺他们呢。要知道人是愚蠢的，少有的愚蠢。也就是说，他虽然根本不愚蠢，但是却非常忘恩负义，忘恩负义到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忘恩负义的人了。我对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一点也不会感到惊奇的，比方说，在未来大家都很理智的情况下，突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了一位绅士，相貌粗俗，或者不如说，相貌刁顽而又满脸嘲...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噢，幼稚的孩子！噢，纯洁而又天真的孩子啊！首先，在这数千年中，究竟何年何月，一个人仅仅是出于自己的利害考虑才去做这做那的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这成百万、成千万的事实，这些事实都证明，有些人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可是他们硬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到次要地位，奋不顾身地硬要走斜路，去冒险，去碰运气，可是谁也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强迫他们去这样做呀，似乎他偏不愿意走指给他们的正路，而是顽固地、一意孤行地硬要开辟另一条困难的、荒谬的路，几乎在漆黑一团中摸索前进。要知道，这意味着，他们还当真觉得这顽固地一意孤行比任何利益都要开心……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敢不敢给它下个完全精确的定义；人类的利益究竟何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人类的利益不仅可能，甚至必须存在于在某种情况下希望自己坏，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那怎么办呢？如果这样，如果这样的情况可能出现，那整个规则就将化为乌有。你们是怎么想的呢？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个人甚至都敢在自己受屈辱的感情中寻找乐趣，难道这人能够，难道这人能够哪怕或多或少地尊重他自己吗？现在我说这话并不是出于一种令人作呕的忏悔。再说，一般说，我也最讨嫌说什么：“饶恕我，神父，我以后再不了”——倒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而是相反，也许正因为我太擅长这样说和这样做了，而且还是此中高手！常常，我甚至毫无过错，却偏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落进这一怪圈。这就让人太恶心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而且会深受感动，追悔莫及，痛哭流涕，当然，我这是在欺骗自己，虽然我根本不是假装。这时不由得让人恶心……这时甚至都不能怪罪自然规律，虽然这自然规律经常欺负我，欺负了我一辈子，更甚至于其他事物。想到这一切都让人恶心，再说回想这事本身就够恶心的了。要知道才过了区区一分钟，我已经在恶狠狠地想（这是常事），这一切都是假的，假的，令人恶心的虚情假意，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忏悔呀，所有这些感动呀，所有这些发誓和立志悔改呀，等等，都是假的。你们可能会问，我这样装模作样地糟蹋自己，折磨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回答：为的是无所事事地坐着太无聊了；于是我就矫揉造作一番。没错，正是这样。诸位，最好你们留意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时候你们就会明白真是这样。我自己给自己编造了一套奇异的经历，自己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身世，以便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我曾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比如说吧，摆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并不是因为出了什么事，而是存心要这样；因为，你自己也知道，常常，这气生得毫无道理，可是却故意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以致后来把自己弄得，真的，还当真生气了。我这辈子不知道为什么还就爱玩这套把戏，以致到后来我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有一回我还自作多情地爱上了一个人，甚至发生了两次。诸位，告诉你们吧，我当时很痛苦。我在心灵深处也不相信我会感到痛苦，我暗自嘲笑自己，可是我毕竟很痛苦，而且还是真正名副其实地痛苦；我嫉妒，我怒不可遏……而一切都是因为无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4“哈哈哈！如此说来，那你在牙疼中也能找到乐趣啰！“您一定会大笑地叫起来。“那又怎么啦？牙疼中也有乐趣嘛，”我回答，“我曾经整个月都牙疼；我知道牙疼自有牙疼的乐趣。这时候，当然不是一声不吭地生闷气，而是呻吟，哼哼；但是这呻吟不是公然的呻吟，而是一种心怀歹毒的呻吟，而这歹毒才是全部关键所在。患者的乐趣就表现在这呻吟中；如果他在这呻吟中感不到乐趣——他也就不会呻吟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诸位，请听我进一步发挥。首先，这呻吟表现出您这牙疼疼得毫无道理，使我们的意识感到屈辱；同时它也表现出整个自然规律，你们对这当然不屑一顾，但是你们对它却无可奈何，该疼还是得疼，而它却无所谓。同时这呻吟又表现出一种意识：你们找不到敌人，有的只是疼痛；同时你们也意识到，你们，连同所有的瓦根海姆在内，【瓦根海姆系牙医名。据《圣彼得堡地名大全》载：18世纪60年代中叶，彼得堡姓瓦根海姆的牙医共有八名。】完全是你们牙齿的奴隶；只要某人愿意，你们的牙齿就会停止疼痛；假如不愿意，你们就会一直疼下去，连疼三个月；直到最后，假如你们仍旧不同意，仍旧不买账，那，为了求得自我安慰，你们就只好把自己狠揍一顿，或者用拳头猛击你们家的墙壁，除此以外你们就毫无办法了。于是，由于这类痛彻心肺的侮辱，由于这类不知来自何方的嘲弄，你们终于开始感到某种乐趣，有时这种乐趣还会发展成一种高度的快感。我奉劝诸位，你们不妨抽空去听听十九世纪有教养的、患有牙疼的人的呻吟，不过要在他闹牙疼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当他已经不像头一天那样呻吟，也就是说不单纯因为牙疼而呻吟，已经开始另一种呻吟法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呻吟起来已经不再像个粗鄙的下人，而是像个颇有文化修养和受过欧洲文明感染的人，像个正如现在人们常说那样“脱离了根基和人民的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曾于18世纪60年代先后创办《时代》与《世纪》两杂志，提出了“根基论”这一政治主张，这是两家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对，您哪，这样一种不动脑子的人，我才认为是真正的、正常的人，他的慈母——把他仁慈地生养到人世间来的造化，希望看到他的也正是这样。对于这样的人我十分嫉妒，嫉妒到肝火上升，不能自己。这样的人很蠢，对此我无意同你们争论，但是，也许，一个正常人就应当是愚蠢的，你凭什么说不呢？这甚至太美了也说不定。我更加坚信我的这一怀疑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试举正常人的反题为例，即这人具有强烈的意识，当然，他不是来自自然的怀抱，而是来自蒸馏罐【蒸馏罐在此象征科学。】（这已经近乎神秘主义了，诸位，但是，我也对此存有怀疑），那这个从蒸馏罐里出来的人，有时候在自己的反题面前甘拜下风到这样的地步，尽管他带着自己强烈的意识，却心甘情愿地认为自己不是人，而是只耗子。尽管他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耗子，但他毕竟是一只耗子，而这里说的是人，因此……如此等等。主要是，他自己，他自己硬要认为自己是一只耗子；谁也没有请他非做耗子不可；而这一点十分重要。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只行动中的耗子。比如说，我们假定，它也受到了侮辱（而它几乎总是觉得受了侮辱），也想报复。它满腔怨愤，甚至积蓄的怨愤比I’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还多。【法语：自然与真实的人。源出卢梭在《忏悔录》中的自况。】那种对侮辱它的人以恶报恶的卑劣而又低下的愿望，在它身上心痒难抓的程度也许比在I’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自然与真实的人）的身上更卑劣，因为I’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由于自己与生俱来的愚蠢，认为自己的报复无非是一种正义行为；可是这耗子，由于它那强烈的意识，却否认这是什么正义不正义的问题。它终于到了采取行动，实施报复的时候了。这个不幸的耗子除了自己起先的卑劣以外，又在自己周围以问题和疑虑的形式制造了一大堆其他的卑劣：它给每一个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是我有个解脱一切的办法，那就是（当然是在幻想中）遁入“一切美与崇高”之中。我龟缩进我那角落里想入非非，连续三个月不停地幻想，请诸位相信，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不像个心慌意乱、小肚鸡肠、给自己的大衣领缝上德国栽绒的先生了。我突然变成了英雄。即使那位人高马大的中尉想来拜访我，我也不接见。当时我甚至想像不出他的模样。当时我到底幻想了什么，我怎么会因此而感到满足——这事现在就很难说清了，但当时我却对此心满意足。不过，即使现在，我也会对此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在青楼夜宿之后，我的幻想就变得尤为甜蜜和强烈，它与忏悔和眼泪，诅咒和狂喜一起来到我的心头。常有这样的时刻，我简直兴高采烈到极点，幸福极了，真的，甚至在我心中都感觉不出丝毫的嘲笑。有信，有望，有爱。【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一三章第一三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是爱。”】正是这样，当时我盲目地相信，一定会出现某种奇迹，一定会出现某种外来的情况，使这一切豁然开朗；会突然出现某种相应活动的广阔天地，而这活动是有益的、美好的，而主要是完全现成的（究竟怎样——我也说不清，但主要应当是完全现成的），于是我突然下凡，降临人间，就差没有骑白马和戴桂冠了。次要的角色我是不屑做的，正由于此我在现实中才甘当最末，而且处之泰然。要么做英雄，要么做狗熊，中庸之道是没有的。正是这点害了我，因为在当狗熊的时候我还可以聊以自慰，在其他时候我当过英雄，而英雄则可以用自己的身影挡住狗熊：据说，普通人变成狗熊是可耻的，而英雄因为太高大了，不可能完全变成狗熊，因此有时候变成狗熊也无所谓。有意思的是“一切美与崇高”向我涌来的时候，有时也正是我夜宿青楼的时候，也正是我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时候，它们就像零零星星的闪光一样不时出现，似乎在提醒人们它们的存在，然而它们并不是用自己的出现来扫荡这嫖娼与卖淫；相反却以二者的反差来使这嫖娼与卖淫显得更加有滋有味，而且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可突然我用最简单、最天才的方式报复了他！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想法。每逢节假日，有时候，我常常在三点多钟的时候到涅瓦大街溜达，在向阳的一面散步。也就是说，我不是去散步，而是去体验数不清的痛苦，屈辱和愤怒，但是我大概需要的就是这样。我像泥鳅一样用最丑陋的方式在行人中左躲右闪，不断地给人让路，一会儿是将军们，一会儿是近卫军骑兵和骠骑兵的军官们，一会儿又是太太小姐们；在这样的时刻，只要一想到我穿戴的寒酸，以及我左躲右闪的寒碜和鄙俗，我就感到我心中一阵阵绞痛和背上一阵阵发烧。一想到这些，一种极大的痛苦，一种连续不断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屈辱感便会油然而生，而这想法又常常变成一种连续不断的，直接的感觉，感到我在所有这些大人先生们面前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可恶而又卑劣的苍蝇——它的脑子比所有人都聪明，思想比所有人都发达，举止比所有人都高雅——这是不消说得的，但是这苍蝇又要不断地给人让路，所有人都可以损害它，所有人都可以侮辱它。我干吗要自取其辱，自受其苦，我干吗要到涅瓦大街去呢？我不知道。但是一有可能，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似的，往那儿跑。当时我就已经开始体会到我已经在第一章中讲过的那种无穷的乐趣了。在发生军官的事情之后，就更加吸引我上那儿去：我遇到他最多的就是在涅瓦大街，我站在一旁欣赏他。他也多半在节假日到那儿去。他遇到将军和官比他大的主儿虽然也得让路，在他们中间也得像泥鳅一样左躲右闪，但是遇到像我们这样的人，甚至比我辈地位稍高点的人，他就横冲直撞；向他们直冲过去，仿佛他面前是一片空地，无论如何不肯让路。我瞧着他那副德行，真是恶向胆边生，但是……每次遇到他又只好愤愤然给他让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甚至在街上我也不能同他平等。“为什么你一定要先给他让路呢？”有时半夜两点醒来，我就像发作疯狂的歇斯底里似的，不依不饶地问自己。“为什么偏要你让路，而不是他让路呢？要知道，没有这样的法律，哪儿都...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噢，如果这军官肯出去决斗就好啦！但是不然，他属于这样一类先生（呜呼！这类先生早已绝迹了），他们宁可用台球杆大打出手，或者像果戈理笔下的皮罗戈夫中尉一样——向上级告状。【典出果戈理的中篇小说《涅瓦大街》（1835），皮罗戈夫中尉因偷香窃玉遭人毒打后，曾想向将军告状，又同时想“上书总参谋部”。】但是却不肯出去决斗，至于同我们这些耍笔杆的文官决斗，他们认为简直有失体面——总的说来，他们认为决斗乃是某种不可思议的、自由思想的、法国式的行为，可是他们自己却常常仗势欺人，尤其是那些人高马大的主儿。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般说，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愚蠢的超然物外的德国浪漫主义者，任何事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哪怕天崩地裂，哪怕全法国的人都在街垒战中牺牲——他们仍旧岿然不动，甚至为了做做样子都不肯改变一下，依然高唱他们超凡入圣的歌，可以说吧，一直唱到他们进棺材，因为他们是傻瓜。可是在我们俄罗斯就没有傻瓜；这很自然；因此我们才不同于其他国家。因此，那种纯粹超然物外的人在我国是没有的。这都是当时我们那些“值得赞许”的政论家和批评家们把柯斯坦若格洛【果戈理《死魂灵》第二卷中的人物。地主，精明能干而又善于理财的庄园主。】和彼得.伊万诺维奇大叔之类【即彼得.阿杜耶夫，源出冈察洛夫的小说《平凡的故事》（1847），系清醒的头脑和精明能干的化身。】的人傻呵呵地都当成了我们的理想，到处寻找他们，硬认为我国的浪漫主义者也是这样，认为他们同德国或法国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同样是超然物外的人。相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完全与欧洲超然物外的浪漫主义者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任何一种欧洲标准都不适用于我国（请允许我使用“浪漫主义者”这个词——这是一个古老的词，可敬而又可圈可点，又为大家所熟知）。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点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看见，而且常常看得远比我国最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对任何人和对任何事都不能容忍，但与此同时又不择手段；什么都绕着走，凡事都退让，对所有的人都礼貌得体；从来不放过有利可图而又实惠的目标（比如分配公房呀，发放抚恤金呀，晋升军衔呀，等等）——他是通过热情洋溢的讲稿和一册又一册的抒情诗集来逐渐看到这一目标的，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心中坚定不移地保持着“美与崇高”，就像用棉花细心包裹着什么珍珠宝贝似的顺便保护好自己，哪怕是，比如说，哪怕就为了他心中的“美与崇高”吧。我国的浪漫主义者是个能屈能伸的人，同时又是我国所有滑头中最滑的滑头，这，甚至凭经验，我都敢向诸位保证……当然，这一切有个条件，就是这浪漫主义者应当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可是他们大家却十分愚钝，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彼此相像。也许，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懦夫和奴才；而我之所以觉得这样，就因为我思想发达。但不仅是觉得，而且是事实上确实如此：我是个懦夫和奴才。我说这话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也是这么被安排好了的。而且不仅在当代，由于某种偶然的环境使然，而且在任何时代，一个正派人都必定是个懦夫和奴才。这是人世间一切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有什么人斗胆地干了什么事，那，但愿他不要以此自慰，也不要以此而沾沾自喜：遇到另一件事他肯定会心虚胆怯。惟一而永久的结局就是这样。敢于耀武扬威的只有蠢驴和它们的杂种，然而，就是它们也有一定限度。对它们不值得理睬，因为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当时使我感到痛苦的还有个情况：具体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只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想，接着就陷入沉思。由此可见，当时我还完全是个毛孩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他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但是真要达到了目的，他又不十分喜欢了，这当然非常可笑，总之，人的天性就是滑稽可笑的；在这一切当中显然也就包含了某种滑稽的闹剧。但是二二得四——毕竟是个令人非常受不了的东西。二二得四——要知道，在我看来，简直是个无赖。二二得四，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两手叉腰，当街一站，向你吐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既然什么都要歌功颂德，那二二得五——有时候岂不更加妙不可言吗。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对于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理智不会弄错吗？要知道，也许，人喜欢的不仅是幸福呢？也许，他也同样喜欢苦难呢？也许，受苦与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有时候一个人会非常喜欢苦难，喜欢极了，而且这是事实。这事用不着到世界通史中查证；问你们自己就行了，只要你们是人，而且多少活过一把年纪就成。至于问我个人的意见，那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只喜欢幸福，甚至有点不成体统似的。不管这样做是好是赖，反正有时候毁坏某种东西也会感到很愉快。要知道，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并非主张苦难，但我也不主张幸福。我主张的是……随心所欲。而且主张，当我需要随心所欲时，我随时都有随心所欲的保障。比方说，在轻松喜剧里就不允许有苦难，这我知道。在水晶宫里，它更是不可思议：苦难，这就是怀疑，这就是否定，如果也可以怀疑水晶宫，还算什么水晶宫呢？然而我还是深信，一个人绝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即绝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痛苦——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惟一原因。起初我虽然说过，在我看来，意识乃是人的最大不幸，但是我也知道，人喜欢意识，绝不会用它来交换任何满足。比方说，意识比二二得四就高明得多。在二二得四之后，当然什么也做不成了，不仅无所作为，甚至也不需要去了解什么了。那时候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堵住自己的五官，沉浸于内省之中。嗯，可是在进行意识活动时，虽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诸位，当然我在开玩笑，我自己也知道我这玩笑开得不成功，但是，要知道，不能把一切都当成玩笑看待。我也许是不得已才开这玩笑的。诸位，有些问题在折磨我；请为我释疑。比如说，你们想让人改掉老习惯，想改变他的意志，使之符合科学的要求和清醒的看法。但是你们怎么知道，人不仅可以改造而且必须这样来改造呢？你们根据什么得出结论，人的愿望务必这样来纠正呢？一句话，你们凭什么知道，这样纠正果真能给人带来好处呢？干脆全说了吧，你们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如果不与真正的、正常的利益（这利益是有保证的，因为得到了理智和算术的证明）背道而驰，真的会对人永远有利吗？有没有一个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规律呢？要知道，这暂时还只是你们的一个假设。就算这是逻辑定律吧，但是也许根本就不是人类的逻辑定律。诸位，你们也许以为我是疯子？请允许我预先申明。我同意：人是动物，主要是有创造性的动物，注定要自觉地追求目标和从事工程艺术的动物，也就是说，要不断给自己开辟道路。不管这道路通向何方。但是他之所以有时候想脱离正道走到斜路上去，正是因为他注定要去开路，大概还因为不动脑子的实干家不管有多笨，但有时候他还是会想到，原来，路几乎总是要通到什么地方去的，但是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它通到哪儿，而在于这路总是要往前走，希望那些品德优良的孩子，尽管他们轻视工程艺术，还不至于沉溺于害人的游手好闲，而游手好闲，大家知道，是万恶之源。人爱创造也爱开路，这无可争议。但是他为什么又非常爱破坏和爱制造混乱呢？这事我倒要请教诸位！不过关于这事我自己倒有两句话想单独谈谈。他之所以这样喜欢破坏和制造混乱（他有时候还非常喜欢，这无可争议，因为事实就是如此），说不定，该不是因为他下意识地害怕达到目的，害怕建成他所建造的大厦吧？你们怎么知道，也许，他之喜欢他所建造的大厦，只是从远处看着喜欢，而绝不是在近处喜欢；也许，他只是喜欢建造大厦，而不喜欢住在里面，宁可以后把它让给aux...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人是如此热衷于构建体系，热衷于抽象结论，因此会随时准备存心歪曲真理，随时准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一个劲地维护自己的逻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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