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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这种天赋如此古怪的生物,又能期望什么呢?即便你们把人世间所有的幸福全都倾泻给他;即便把他们由顶至踵全都淹没在幸福之中,只有一些吐出的小气泡在幸福的水面晃跃;即便给他极其富足的经济生活,使他除了睡觉、吃甜饼,以及操心着全世界的历史不致中断以外,再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即便这样,他也仍是那样的人,依然会只是由于忘恩负义,只是由于恶意诽谤,而干出卑鄙肮脏的事情。他甚至会拿甜饼来冒险,故意做出极其有害的荒唐行径,最不合算、毫无意义的愚昧之事,只是为了在所有这一切积极正确、合乎理性的东西里掺进自己那有害的幻想成分。他要坚守的正是自己那些稀奇古怪的幻想,那些俗不可耐的蠢事,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似乎这样做反倒非常必要),人毕竟是人,而非钢琴上的琴键,尽管自然规律亲手弹奏这些琴键,但也可能弹奏出这样的危险,除了按日程表办事外,人们再也做不出任何事来。而且,不仅如此,即便人真是钢琴的琴键,即便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向他证实了这一点,在此情形下,他也不会幡然醒悟,并且仅仅因为忘恩负义而非要反其道而行之。说实话,这是固执己见。然而,如果他一筹莫展,那他就会千方百计大搞破坏,制造混乱,想方设法搞出各种各样的苦难,以此来固执己见!并向全世界散播诅咒,因为只有人才会诅咒(这可是人的特权,是其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之处),须知他也许单靠诅咒就能如愿以偿,也就是真的深信他是人,而非钢琴的琴键。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总之,关于全世界的历史,凡是头脑里最混乱的想象力所能想到的一切,都能用来形容。唯一不能说的,就是合乎理性。刚一开口就会被噎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还并非人的主要缺点,他最主要的缺点,那是天长地久的品质恶劣,天长地久,从远古洪水时代直到人类命运中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期。品质恶劣,而因此就产生了不明智。因为大家早已知道,不明智的根源并非其他,而就是品质恶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要知道,就以我为例吧,我极其自然地想活着,是为了满足我所有的生命机能,而非仅仅为了满足我的理性能力,它只是我全部生命机能的二十分之一。理性能知道什么呢?理性仅仅知道它已经知道的东西(有些东西,理性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虽然并不让人快慰,但为什么不把它据实说出来呢?),而人的本性却是调动一切,整个儿活动着的,其中既有有意识的活动,也有无意识的活动,即便是撒谎,但它毕竟活动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不是英雄,便是尘垢,中间状态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这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我置身尘垢中时,我总宽慰自己,他日我定会是英雄,而英雄可以用自己的高大遮掩尘垢:据说,一个普通人会因为沾上了尘垢而感到羞耻,而英雄则因为太过高大,不至于完全被尘垢玷污,所以沾上点尘垢也无伤大雅。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切美与崇高”的热潮,往往既在我荒淫的时候涌上心头,又正当我身处最底层的时候闯入心里,以其零零星星的闪光,似乎在提醒别人记住它们,然而,它们并不是以自己的出现来消除荒淫;恰恰相反,它们仿佛在以二者的反差对荒淫火上浇油,而且其出现的劲道也恰到好处,正好是最佳调味品所需要的劲道。这种调味品是由矛盾和苦难,以及痛苦的心理分析构成的,而所有这些烦恼和痛苦却赋予我的荒淫某种冲劲,甚至使我的荒淫具有了某种意义,一句话,它们起到了最佳调味品的最佳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恰恰相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性,与超凡脱俗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截然不同,而且日月交食,欧洲的任何一种尺度在我们这里都不适用(还请允许我使用“浪漫主义者”这个词,一个古老的、可敬的、名副其实而又众所周知的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性是:了解一切,洞察一切,而且常常比我们那些最最积极的贤哲之士都无可比拟地看得更为清楚;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妥协,但与此同时又对任何东西都不嫌弃;一切都尽量回避,事事都极力退让,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总是紧盯着有利的、实际的目标(比如某些公家住宅、退休金、星形勋章),透过热情洋溢和一本本抒情诗集来盯住这一目标,与此同时又至死不渝地胸怀“美与崇高”,而且还顺便像悉心爱护什么珍宝一样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而这样做至少比方说还是为了有利于那“美与崇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般说来,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尤其是法国式的愚不可及、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即便是天崩地裂,即便整个法国都战死在街垒上,他们也依然故我,甚至为了体面而安之若素,并且依旧高唱他们那超然物外的歌,也就是说,会一直唱到寿终正寝,因为他们全都是傻瓜。而我们这里,在俄罗斯大地上,就没有傻瓜,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同于德国等其他国家。这样,我们也就没有那种纯粹超凡脱俗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海涅曾断言,真实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在谈到自己的时候肯定会大量撒谎。据他看来,比如说,卢梭在其《忏悔录》里就肯定对自己撒了不少谎,甚至出于虚荣而有意大撒其谎。我坚信海涅说得对,我十分清楚地懂得,有时候仅仅出于虚荣,人就可能给自己罗织整套罪名,而且还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虚荣属于哪种类型。不过,海涅评论的是在公众面前忏悔的人。而我只为自己一个人写作,而且我要一劳永逸地声明:如果说我似乎也是为读者而写作的,那也只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因为这样我便可以更轻车熟路地写下去。这不过是形式,虚有其表的形式而已,我可是永远也不会有读者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绝不会把一座大楼视为自己的最高愿望,这大楼的房间都按一千年的租房合同租给了贫穷的房客,而且为防万一还有牙医瓦根海姆挂牌行医。请你们消灭我的愿望,铲除我的理想,并给我指明更美好的未来,那我就跟你们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在利益的问题上,理性是否出了差错?须知,也许人喜爱的不仅仅是幸福?也许,他也完全同样地喜爱苦难呢?也许,苦难对他来说,也相当有益,一如幸福那样?而人有时会酷爱苦难,酷爱到极点,这也是事实。这事无须到世界通史中去查证。只要您是人并且只要稍稍生活过,问问您自己就行了。至于我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只喜爱幸福,那甚至是不怎么体面的。不论是好是坏,但是有时破坏某种东西也是其乐无穷的。须知我在这里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并且捍卫那在我需要时能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然而,在我所有的这些幻想中,在这些“对一切美与崇高的追求”中,我曾体验到多少的爱呀,上帝啊,多少的爱呀!虽然只是一种幻想的爱,虽然事实上这爱从未运用于人类的任何事物,但是这爱是如此丰裕,以致到后来事实上反倒觉得没有运用它的必要了:这爱已经成为多余的奢侈品。不过,这一切总是十分圆满地以懒洋洋、醉迷迷地转变成艺术而告结束,也就是说,转变成完全现成的、美的存在形式,而这是从诗人和小说家那里极力剽窃来的,并能适应一切公共事业和个人需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请你们环顾四周:到处血流成河,可大家还那么欣喜若狂,倒像这是香槟酒一样。这就是巴克尔也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整个的19世纪。这就是拿破仑,包括伟大的拿破仑,和当代的拿破仑。这就是北美,一个永久的联盟。最后,这就是滑稽可笑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那么,文明究竟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得温文尔雅了呢?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而通过这感觉的丰富复杂的发展,人甚至会进化到从鲜血中寻找享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然而,人是如此热衷于构建体系,热衷于抽象结论,因此会随时准备存心歪曲真理,随时准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一个劲地维护自己的逻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所有这些美好的体系,所有这些向人类说明什么是他们真正的、正常的利益的理论,其目的是让人类认识到必须努力去获得这些利益,从而立即变得善良和高尚的理论,依我所见,目前还只是逻辑斯蒂。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是否当真存在某种东西,它对于几乎任何人来说都比他的最高利益更为珍贵,或者说(为了不违反逻辑)存在着某种最最有利的利益(这正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被忽略的利益),它比所有其他的利益都更为重要、更为有利,一个人为了它,会在必要时准备反抗一切规律,也就是说,反抗理性、荣誉、安宁、幸福,总之,反抗所有这些美好的、有益的事物,只是为了得到这种原始的、最为有利的、对他来说比什么都宝贵的利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能否担保,给它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吗?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表现为,在某种情况下正是宁可希望对自己不利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又该怎样呢?你们在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所有那些率直的实干家和活动家之所以如此生龙活虎,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目光如豆。这该如何解释呢?应该这样解释:他们由于目光如豆,把近期的和次要的原因当作最原始的原因,因而他们就比别人更快、更轻易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事业无可置疑的依据,于是便心安理得了,而这可是关键所在。须知要开始行动,就必须事先完全心安理得,而且不存丝毫疑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要知道,如果意愿什么时候一旦跟理性完全汇通,那么我们能做的就只是推断,而不再是听凭自己异想天开了,因为我们已经不能,比如说,一方面保持理性,一方面又去想望毫无意义的东西,从而明知故犯地对抗理性,给自己带来危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意愿,没有意志,没有欲望,那还是什么人呢?岂不就跟管风琴上的销钉一个样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自己本人的、随心所欲的、自由自在的意愿,自己本人的、即便是最为野蛮的任性,自己本人的、有时被刺激到疯狂程度的幻想,这一切便是那被忽略掉的、最为有利的利益,正是它无法纳入任何一种分类,且总是使所有的体系和理论土崩瓦解。所有那些贤哲之士都异口同声宣称,人必须有某种正常的、某种高尚的愿望,其根据何在?他们又凭什么认定,人必定需要合乎理性的、有益的意愿呢?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一种独立的意愿,无论这种独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论这种独立会导致什么后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人,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而根本不希望按照理性和利益指明的那样去行动;他想要做的事也可能违反自身的利益,而有时完全应该违反(这已是我的想法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文明,人如果不是变得嗜血成性的话,那么至少变得比以往的嗜血成性更卑鄙、更丑恶。以往,他把血腥屠杀看作正义行为,因此心安理得地去消灭那些必须消灭的人;可如今,我们尽管认为血腥屠杀是丑恶的勾当,可我们仍旧在干着这丑恶的勾当,甚至比以往干得更多。哪种更坏?你们自己去评判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先生们,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毋庸争议的,然而理性却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内心骚动。而且,尽管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里往往显得十分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命,而不仅仅是求平方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主上帝啊,当我由于某种原因并不喜欢这些规律和二二得四的时候,这些自然规律和算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假如我没有力量打破这堵墙,那我就不会试图用脑袋去撞穿它,但我也不会仅仅因为面前有一堵石墙因我力量不够而善罢甘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然而,就在这冷酷、丑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就在这因为痛苦悲愤而故意把自己活活埋在地下室的整整四十年里,就在这刻意营造但仍旧多少有点可疑的绝境中,就在所有这些深入内心却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毒液里,就在所有这些先是举棋不定,继之作出了板上钉钉的决定,但在一分钟后又追悔莫及的冷热病中,就是在这里,蕴含着我所说的那种奇异享受的精华。这种享受是如此微妙,有时竟不为意识所感知,以致那些愚眉肉眼之辈,甚至那些神经坚强之人,都对它没有丝毫感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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