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人的回忆录中总有这样一些东西，除了自己的朋友外，他不愿意向所有的人公开。还有这样一些东西，他对朋友也不愿意公开，除非对他自己，而且还要保密。但是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这人连他自己也害怕公开，可是这样的东西，任何一个正派人都积蓄了很多很多。就是说，甚至有这样的情况：这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起码我自己才在不久前下定决心回忆我过去的一些艳遇，而在这以前我对这些事一直是绕着走的，甚至心里还带着某种不安。我想顺便指出：海涅断言，实事求是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关于他自己肯定会说许多假话。在他看来，比如说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肯定对自己说了许多假话，而且甚至于蓄意这样做，出于虚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既不可耻，也不有失体面啊！”你们会鄙夷不屑地摇着头对我说，“您渴望生活，并且自己用混乱不堪的逻辑来解决生活间题。您举止多么轻狂，多么令人厌恶，但与此同时，您又多么提心吊胆！您胡说八道，并以此自喜，您言语粗鲁，而自己又无休无止地为此担惊受怕，请求原谅。您要人家相信，您天不怕地不怕，与此同时，您又对我们的意见阿谀逢迎。您要我们相信您恨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您却大说俏皮话，逗我们发笑。您知道您的俏皮话并不俏皮，但您显然认为它富有文采而自我陶醉。您也许真的受过苦难，然而您丝毫也不尊重自己的苦难。您也掌握了真理，可您却缺乏高风亮节；您出于渺不足道的虚荣心，拿您的真理到处炫耀、出乖露丑、大做交易…您确实想说出点什么来，然而，却由于内心恐惧而藏起了至关紧要的话，因为您没有和盘托出的毅然决然，却只有厚颜无耻的胆小如鼠。您夸耀意识，但您又总是摇摆不定，因为您虽然也在困心衡虑，但您的心灵却已被淫逸放荡所腐蚀，而没有纯洁的心灵一一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的意识。而且您是多么惹人厌烦，多么纠缠不清，多么装腔作势！谎言，谎言，全是谎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已经无路可走，你已经永远无法变成另一种人了。而且，即使还有时间和信心能够变成另一种什么人，那你自己大约也不想变了。而且，即便想变，大概也会一事无成了，因为实际上也许已经没有什么可变的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个富有修养、作风正派的人，如果不是对自己无尽无休地求全责备，并在某些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他也不会产生出虚荣心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他是谁，都喜欢做他愿意做的事，而根本不喜欢像理性与利益命令他做的那样去做事；他愿意做的事也可能违背他的个人利益，而有时候还肯定违背。纯粹属于他自己的随心所欲的愿望，纯粹属于他自己的哪怕最刁钻古怪的恣意妄为，有时被刺激得甚至近乎疯狂的他自己的幻想——这就是那个被忽略了的最有利的利益，也就是那个无法归入任何一类，一切体系和理论经常因它而灰飞烟灭去见鬼去的最有利的利益。所以这些贤哲们有什么根据说，每个人需要树立某种正常的，某种品德高尚的愿望呢？他们凭什么认定每个人必须树立某种合乎理性的、对自己有利的愿望呢？一个人需要的仅仅是他独立的愿望，不管达到这独立需要花费多大代价，也不管这独立会把他带向何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须知我在这里并非崇尚苦难，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张……捍卫自己的任性，并且捍卫那在我需要时能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你们瞧：先生们，理性是好东西，这是毋庸争议的，然而理性却终究只是理性，只能满足人的理性能力，而意愿却是整个生命的表现，也就是人的整个生命，既包括理性，也包括一切内心骚动。而且，尽管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里往往显得十分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命，而不仅仅是求平方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文明究竟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得温文尔雅了呢？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而通过这感觉的丰富复杂的发展，人甚至会进化到从鲜血中寻找享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先生们，是否当真存在某种东西，它对于几乎任何人来说都比他的最高利益更为珍贵，或者说（为了不违反逻辑）存在着某种最最有利的利益（这正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被忽略的利益），它比所有其他的利益都更为重要、更为有利，一个人为了它，会在必要时准备反抗一切规律，也就是说，反抗理性、荣誉、安宁、幸福——总之，反抗所有这些美好的、有益的事物，只是为了得到这种原始的、最为有利的、对他来说比什么都宝贵的利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得预先声明，我的朋友——是个集合名词，因此很难仅仅责难他一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能否担保，给它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吗？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表现为，在某种情况下正是宁可希望对自己不利而不希望对自己有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又该怎样呢？你们在笑。笑吧，先生们，不过请你们回答：人的利益是否都早已计算得完全准确无误了呢？是否有一些不仅无法纳入，而且也无法归入任何一类的利益呢？要知道，先生们，据我所知，你们所开列的人类利益的整个清单，只是从统计数字、经济学公式中所得出的平均数而已。须知，你们的利益——就是幸福、财富、自由、安宁，以及其他，等等。因此，有一个人，比方说，他明目张胆并明知故犯地公然反对整个这一利益清单，那么，在你们看来，唔，当然我也是所见略同，他必定是一个蒙昧主义者或者彻头彻尾就是个疯子，对吗？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所有这些统计学家、贤哲之士以及人类的热爱者，在计算人类的利益时，总是把其中的一种利益给忽略了呢？即便在计算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按其应有的形式加以计算，而整个计算的成败却恰恰取决于此。如果把握住这一利益，并且把它列入清单，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可是，最可怕的是，这一复杂的利益却无法归入任何一类，也无法列入任何一张清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就在这冷酷、丑恶的半绝望半信仰中，就在这因为痛苦悲愤而故意把自己活活埋在地下室的整整四十年里，就在这刻意营造但仍旧多少有点可疑的绝境中，就在所有这些深入内心却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毒液里，就在所有这些先是举棋不定，继之作出了板上钉钉的决定，但在一分钟后又追悔莫及的冷热病中——就是在这里，蕴含着我所说的那种奇异享受的精华。这种享受是如此微妙，有时竟不为意识所感知，以致那些愚眉肉眼之辈，甚至那些神经坚强之人，都对它没有丝毫感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主要的是，不管我怎样反复琢磨，结果依旧是在所有方面我都是罪魁祸首，而最为屈辱的是，我总是一个无辜的罪人，可以说，这是由于自然的规律。我之所以有罪，首先是因为在我周围的所有人中我的才智出类拔萃。（我始终认为在我周围的所有人中我的才智出类拔萃，而且有时候，你们信不信，我甚至为此感到惭愧。至少我一辈子都目光旁视，从来不敢正眼看人。）最后，我之所以有罪，是因为如果我豁达大度的话，那也只是由于我意识到这种豁达大度毫无用处，因而使我倍加痛苦。要知道，我如果豁达大度，肯定会什么事都做不成：我既不能宽恕别人，因为欺辱者也许是遵循自然规律打我的，而自然规律是无法去宽恕的；也不能忘却，因为即便是自然规律，也终究是令人感到屈辱的。最后，即便我想完全彻底不豁达大度，而是相反，试图报复欺辱者，那我也无法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进行报复，因为即使能够这样做，我也肯定狠不下心来去采取什么行动。为什么狠不下心来呢？关于这点，我想特别说上几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由于不停地转身，我的脑袋都转晕了。有时候我觉得是在梦幻中。在这三个钟头里，我三次汗透衣裳，又三次把它们焐干。有时候，一种想法刺进我的心房，使我感到痛入骨髓、刻骨铭心的痛苦：再过十年，二十年，四十年，即便再过四十年，我依旧会带着厌恶和屈辱回忆起我整个一生中这一最为肮脏、最为可笑、最为可怕的时刻。比此刻更恬不知耻、更心甘情愿地糟践自己是绝不会再有了，我也清清楚楚、完完全全地明白这一点，但我仍然从桌子到壁炉地来回走着。“哦，要是你们能够知道我有着多么高尚的情感、多么深刻的思想，我又是多么有修养，那该多好！”我不时思量着，在心里对坐在沙发上的我那几个敌人说。然而，我的敌人竟只顾自娱自乐，似乎包间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当时盲目地相信，会出现某种奇迹，出现某种外来的力量，突然把这一切都拉长、扩大；那有益的、美好的而更重要的是完全现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来都不清楚，但主要的是，完全现成的）活动天地将突然呈现在眼前，于是我立即出人意料地降临尘世，几乎是身骑白马，头戴桂冠。次要的角色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因此我在现实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甘居最末位。不是英雄，便是尘垢，中间状态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这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我置身尘垢中时，我总宽慰自己，他日我定会是英雄，而英雄可以用自己的高大遮掩尘垢：据说，一个普通人会因为沾上了尘垢而感到羞耻，而英雄则因为太过高大，不至于完全被尘垢玷污，所以沾上点尘垢也无伤大雅。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切美与崇高”的热潮，往往既在我荒淫的时候涌上心头，又正当我身处最底层的时候闯入心里，以其零零星星的闪光，似乎在提醒别人记住它们，然而，它们并不是以自己的出现来消除荒淫；恰恰相反，它们仿佛在以二者的反差对荒淫火上浇油，而且其出现的劲道也恰到好处，正好是最佳调味品所需要的劲道。这种调味品是由矛盾和苦难，以及痛苦的心理分析构成的，而所有这些烦恼和痛苦却赋予我的荒淫某种冲劲，甚至使我的荒淫具有了某种意义，一句话，它们起到了最佳调味品的最佳作用。所有这一切甚至不无某种深蕴。我怎能自甘于这种简单的、庸俗的、本能的、抄写员之流的荒淫，并让所有这些尘垢吞噬自己呢！在此情况下，又有什么能迷醉我，使我深夜跑到大街上去呢？不，我自有高尚的脱身术摆脱这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在家里，首先我主要是读书。我试图用外来的感觉抑制住我内心中不断累积的愤懑。而对于我来说，外来的感觉只能来自阅读。阅读，当然对我大有助益——它使人心潮起伏，使人心花怒放，也使人痛苦不堪。不过，有时也使人感到乏味至极。我毕竟想活动活动，于是便突然陷入阴郁的、地下的、卑劣的状况之中——并非放荡，而是堕落。我的情欲由于我经常的、病态的愤懑而变得异常劲悍，十分炽烈。时常歇斯底里地发作，还伴随着热泪滚滚，浑身痉挛。除了阅读，我无处可去——也就是说，当时在我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尊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此外，苦闷又日益深重，于是歇斯底里地渴望矛盾、对立，就这样，我便放纵自己荒淫起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般说来，在我们俄国人中，从来没有那种德国式的尤其是法国式的愚不可及、超凡脱俗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即便是天崩地裂，即便整个法国都战死在街垒上——他们也依然故我，甚至为了体面而安之若素，并且依旧高唱他们那超然物外的歌，也就是说，会一直唱到寿终正寝，因为他们全都是傻瓜。而我们这里，在俄罗斯大地上，就没有傻瓜，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同于德国等其他国家。这样，我们也就没有那种纯粹超凡脱俗的人物。那都是我们当时那些“积极的”政论家和批评家一心追星，把科斯坦若格洛[插图]们和彼得·伊万诺维奇[插图]大叔们傻乎乎地崇奉为我们的理想，并臆造出一大堆我们的浪漫主义者，认为他们就是那些超凡脱俗的人，一如在德国或法国那样。恰恰相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性，与超凡脱俗的欧洲浪漫主义者截然不同，而且日月交食，欧洲的任何一种尺度在我们这里都不适用（还请允许我使用“浪漫主义者”这个词——一个古老的、可敬的、名副其实而又众所周知的词）。我国浪漫主义者的特性是：了解一切，洞察一切，而且常常比我们那些最最积极的贤哲之士都无可比拟地看得更为清楚；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妥协，但与此同时又对任何东西都不嫌弃；一切都尽量回避，事事都极力退让，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总是紧盯着有利的、实际的目标（比如某些公家住宅、退休金、星形勋章）——透过热情洋溢和一本本抒情诗集来盯住这一目标，与此同时又至死不渝地胸怀“美与崇高”，而且还顺便像悉心爱护什么珍宝一样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而这样做至少比方说还是为了有利于那“美与崇高”。我国的浪漫主义者是豪放不羁的人，又是我们所有骗子中的头号骗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甚至就凭经验。当然，这一切还取决于浪漫主义者是否聪明。我这到底说的什么话呀！浪漫主义者永远是聪明的，我只是试图指出，即使我们这里也有过浪漫主义傻瓜，那也是不能算数的，其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摇身一变，...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我坚信海涅说得对，我十分清楚地懂得，有时候仅仅出于虚荣，人就可能给自己罗织整套罪名，而且还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虚荣属于哪种类型。不过，海涅评论的是在公众面前忏悔的人。而我只为自己一个人写作，而且我要一劳永逸地声明：如果说我似乎也是为读者而写作的，那也只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因为这样我便可以更轻车熟路地写下去。这不过是形式，虚有其表的形式而已，我可是永远也不会有读者的。我对此早已有言在先。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一页书的价值只存在于它被翻到的时候，而后来的生活定会翻遍和翻乱这本书上的每一页。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我的名字在我的旅途的终点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既不存在捍卫，也不存在攻击，没有任何意义。”托里斯蒙多说，“战争打到底，谁也不会赢，或者说谁也不会输，我们将永远互相对峙，失去一方，另一方就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和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打仗……你听见这些青蛙叫了吗？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与它们呱呱乱叫和从水里跳到岸上，从岸上跳到水里的举动有着相同的意义和性质……”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当一个女人对实实在在的男人都失去兴趣之后，唯一给她留下希望的就只能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男人……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阿季卢尔福，不存在的武土，有着广泛散布于当今社会各行各业中那一类型人的精神面貌，我写这个人物很快就得心应手。我从阿季卢尔福的模式（具有意志和意识的不存在）出发，用一种反向逻辑程序（从思想出发走向形象，与我通常所做的相反），挖掘出一个没有意识的存在模式，即同客观世界浑然一体，我创造了马夫古尔杜鲁。这个人物没有能力拥有前者的独立精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这两个人物，一个没有生理个性，而另一个没有意识个性，他们不可能扩展成一段故事，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人，是年纪轻的人；因此一位青年应当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朗巴尔多，司汤达式武士，像一切年轻人所为，追求生存的证明。存在的证实在于行动；朗巴尔多将寓意实践、经验、历史。我需要另一位青年，托里斯蒙多，我让他成为绝对精神，对于他存在的证实应当来自别的什么而不是他自己，来自在他之前就存在的，与他相分离的那一切。对于年轻男性，女人是肯定存在的；我写了两个女人：一个布拉达曼泰，爱情是冲突，是战争，这就是朗巴尔多的心上人，另一个—廖廖几笔而已一索弗罗妮亚，爱情是和平，是前世的梦中思念，托里斯蒙多的心上人。布拉达曼泰，爱情如战争，她寻求异己者，即不存在的人，因此她爱上了阿季卢尔福。我最后该做的事情是举例证明存在是神秘经验，四大皆空、瓦格纳、日本武士的佛教思想；圣杯骑士们现身了。还有与此相反的观念一存在是历史经验，被历史抛弃的人民的觉醒（被卡罗·莱维多次阐述过的观点），库瓦尔迪亚的居民与圣杯骑士对立，他们穷困并遭受欺压，不知如何活在世上，将在斗争中学会生存。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那么，我现在摆脱它们的纠缠了吗？没有，我并没有通过写作变成完人，我只是借此消磨掉了一些愁闷的青春。对我来说，这一页页不尽如意的稿子将是什么？一本书，次还愿，但它并不会超过你本人的价值。通过写作使灵魂得救，并非如此。你写呀，写呀，你的灵魂已经出窍了。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使人们闭上眼晴，失去自我感觉，沉入数小时的时间空洞之中，然后醒过来，找回与从前相同的自我，重新接起自己的生命之绳，阿季卢尔福无法知晓其中的奥秘。他对存在的人们所特有的睡觉的本领心怀嫉妒，这是对某种不能理解的事物的模模糊糊的妒意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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