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邪恶》名句（第10页）▼

《平凡的邪恶》名言名句

平凡的邪恶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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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恶简介：
《平凡的邪恶》是汉娜·鄂兰所著、施奕如翻译的纪实类图书，2013年由玉山社出版，副标题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该书基于作者1961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现场观察，剖析其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中...

共354个句子：（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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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可思议！这种令人愤怒的陈词濫调不再是上传下达，而是一种自我炮制的口头禅。你几乎可以看到，说话者脱口而出的时刻，那些陈词滥调带给他们怎样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对于艾希曼来说，这些都是其情绪变化的问题。只要他还有能力，无论是凭借他的记忆还是一时冲动，能找到一句令自己松一口气的话，他就非常满意了，他并不在意任何“前后矛盾”。我们马上会看到，这种用陈词滥调自我安慰的可怕天赋，直到死到临头都没有离开过他。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作为主控官，豪斯纳代表政府，尽力地，尽其全力地听命于主人。所幸，他尽力的结果常常不够完美，原因在于，豪斯纳先生效忠的是他的以色列国，但某些人则以同样的忠诚献身于正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时也给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上了一课：“大屠杀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以色列人”正面临失去犹太纽带的危险，也就是说，失去他们自己的历史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此外还存在另一个难题（阿伦特本人早就预见到了），即从道德和政治层面应对流散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巴勒斯坦人对欧洲文化的崩塌并无任何过错，到头来却要因此而受罚。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她从不恭顺于任何制度，不相信任何过于笼统的理论。如今，她对政治性罪恶之本质的天然敏感，可能会为她赢得比当年更多的热心听众。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拒绝表态是对历史与正义根基的腐蚀。最悲哀的荣誉莫过于“死后的荣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它关系到人的判断力之本质及其效力。我们在这些审判中要求的是，即便人们真的除了自己的判断—— 而且在此类处境下作出与其所处整体环境的统一意见截然相反的判断—— 之外再无任何其他依据，也要有分别是非的能力。我们知道，少数极其严格自律、只相信自己判断的人，跟那些很大程度上秉承陈旧价值标准或以宗教信仰为准绳的人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由于整个主流社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沦为希特勒的牺牲品，这些构成社会的道德准则和构建共同体的宗教教义也一并消失了。作出过判断的人，也是自行判断；他们不遵从任何规则，不对个别事件进行归纳；相反，事情来了，他们再作出选择，就好像对每件事根本就不存在普适规则一样。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德国也有许多人从纳粹夺权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反对希特勒：设有人知道他们究竞有多少人一也许有十万人，也许更多，也许更少———因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被人听到过。他们可能随处可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平民，也有教养很高的人士；他们存在于所有党派中，可能甚至有纳粹官员。在他们当中，诸如前面所说的莱克一马勒茨文或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这般为公众所知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的确确很虔诚，像我认识的一个手工艺人，任由自己的个性被摧毁，变成工厂里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履行几道“简单的手续”而加入纳粹党。少数人依然看重誓言，他们宁可放弃学术事业，也不愿以希特勒之名起誓。更大的群体来自工人阶层，尤其在柏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的犹太旧识。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目的地要根据不同杀人组织的“吸收能力”，同时也要根据大量工业企业的奴隶劳工的需求来确定（很多企业发现在死亡营近建立分厂有利可图）。（除了党卫军旗下那些不太重要的工业企业法本化工公司、克虏伯工厂、西门子一舒克特工厂都制订了在奥斯维辛地区以及卢布林死亡营附近的建厂计划。党卫军同商人之间的合作完美无缺；奥斯维辛的赫斯就同法本化工公司代表的交情很好。工人工作条件极差，假借劳动杀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据希尔伯格的说法，在法本化工公司工作的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两万五千人。）对艾希曼而言，遣送和运输不再是“解决方案”的最后阶段。他的部门成了纯粹的工具。于是，当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束之高阁时，他感到十分“怨愤和失望”；唯一尚可聊以自慰的是，他在1941年10月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艾希曼被派到那里观察事态进展。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波西米亚人的城防位于伊格河畔，面积太小，那里最多可以为生活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九万犹太人中的一部分提供中转。（对于大约五万名捷克犹太人来说，特菜西恩施塔特的确成了一个通往奥斯维辛的中转站；而与此同时，大约两万多人被直接遣送至奥斯维辛。）尽管艾希曼的记忆漏洞百出，不过有可靠资料表明，海德里希最初将特莱西恩施塔特作为某些高级犹太人的特殊集中营，关押犹太长老会委员、声名显赫人士、有杰出贡献的退伍老兵、伤残军人、同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六十五岁以上的德国犹太人（因此别名“老年营”）。这一集中营以德国犹太人为主，但不排斥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然而，即便是对这些计划内人口，这个城的面积也过于小。1943年，集中营建成一年后，这里开始了“瘦身”或者叫“松骨”行动，即通过遣送部分人口至奥斯维辛，缓解人口过剩的局面。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假如他的记性能再好一点儿，他根本就不会提起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事。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挥别“政治解决”、开始“生理解决”的年代。事件发生时，他已知道元首下达“最终解决”的命令，另二次在其他语境下，他毫无顾忌地承认了这一点。若要实现海德里希所承诺的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无犹化的时间节点，则只可能意味着把犹太人集中并遣送到一些地点，再从那里输送到屠杀中心。实际上，此时的特西恩施塔特已经有了另外的功能。特菜西恩施塔特成为对外的展厅一这里是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唯一获准进入的集中营。当然，那是另一个话题了。当时，这些无疑是艾希曼无暇顾及的事情之一；而且无论如何，这种事情也完全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由于犹太人只考虑自的历史语境，于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犹太人所罹受的灾难（三分之同胞被害），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犯罪，也不是前所未有的种族屠杀，恰恰相反，乃是他们早已熟悉和铭记的最古老的犯罪。这一误解——如果我们不仅将犹太历史中的各种史实，更重要的，也将当代犹太人在历史中形成的自我理解也一并纳入考虑便会发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审判中所有败笔以及缺憾的根源所在。参加审判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奥斯维辛在事实层面究竟有多么恐怖。奥斯维辛恐怖的本质有别于迄今所有暴虐行为，却只被公诉方和法官当作犹太历史上最恐的种族屠而已。…然而，从政治和法律角度看，这些“犯罪”无论在量的层面还是在质的层面，都不可同日而语。…不过，一直到纳粹政权宣称，德意志民族不仅不能容忍德国境内有犹太人存在，而且希望整个犹太民族从地球上消失时，才出现了这种新的罪，即真正意义上的反人类罪，一种“反人类生存状况”、反对人类本性的罪。种族驱逐和种族灭绝尽管都是跨越国界的犯罪，但必须严加区分；前者侵犯的是邻邦的领土主权，后者攻击的则是人类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特性。如果没有了这种多样性，那么像“人类”或“人道”这样的词将变得毫无意义。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假如这场审判没有让人意识到，未来有可能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又无法回避还会发生类似的犯罪，那么，就算审判的主要目的——对艾希曼进行控诉、护、审判、惩罚——已然实现，也没多大意义。…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根本原因在于：史无前例的事一旦出现，就可能成为未来之事的一个先例；于是所有涉及“反人类罪”的审判，都必须要按照一个今仍是”理想化的”标准判决。假如未来的确发生了种族居系那么地球上将没有人——至少于犹太人而言，无论他身在以色列还是别处——能够真正相信，在没有国际法保护的情况下还能活下去。审理无先例案件的成败只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刑法提供有效先例。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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