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境况》名句（第27页）▼

《人的境况》名言名句

人的境况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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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境况简介：
当我们在行动时，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在其毕生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的境况》中，阿伦特直面现代性的深层危机，从政治哲学的源头出发，试图为政治提供一种从实践自身出发的哲学阐述：重新发掘古希腊城邦的实践概...

共428个句子：（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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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城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オ一直想要“幸福”，并认为有死之人是能够幸福的。也许我们正处在把劳动动物的理想变为现实的途中，一个明显的危险迹象是，我们整个经济已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浪费经济，每个东西在世界上出现，就被尽可能快地吞噬和抛弃掉，只要这个过程本身还没有突然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東的话。但既然这个理想已经存在了，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消费者社会中的成员。我们不再真正居于一个世界之内，只不过是被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推动着，在这个循环当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失，此起彼落，但都不会长久地围绕着置身于它们中生命过程。世界——矗立在地球上、人用地球自然提供给人手的材料建造的人造家园，不是由供消费的东西组成的，而是由供使用的东西组成的。如果自然和地球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般条件，那么世界和世界之物就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特有条件，由此，人在地球上生活才有在家的感觉从劳动动物的眼光看，自然是一切“好东西”的伟大供应者，“好东西同等地属于她所有的孩子，他们“把（它）从（她）手里取出来，“融合”在劳动和消费中。从技艺人的眼光看，世界的建造者“用本来几乎无用的材料装备了世界”，世界的全部...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劳动（在文中特指满足生活必须的活动，与工作区别开来）的蔑视，最初源于摆脱生存必需性而追求自由的强望，和同样强烈的、对所有留不下痕迹——没有纪念碑，没有值得记忆的伟大作品——的活动的不屑一顾。……因为人受到生命必需品的统治，他们就只能通过统治那些由于被迫而服从必然性的人，来赢得他们的自由。……“奴役的抵押品就是报酬”。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离开家庭(最初是为了从事某个冒险和光荣的事业，后来纯粹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城邦事务)需要勇气，因为只有在家庭中，一个人才首要考虑自己的生命和存亡。任何进入政治领域的人首先预备着拿他的生命去冒险，过于顾惜生命而放弃自由正是奴性的标志。因而勇气是最优越的政治德性，只有拥有它的人才被允许进入一个在内容和目标上都是政治性的伙伴团体，从而超越那种由于生存紧迫性而强加给一切人——奴隶、野蛮人、希腊人不例外——的那种纯粹麇集状态。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与此同时，我们的聪明才智已足以让我们找到一些减轻维生之艰的方法，以至于把劳动从人类活动的行列里取消，在现在看来也不再算是什么乌托邦。今天，在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里，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或思考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来说，劳动甚至变成了一个如此崇高，如此有抱负的字眼。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作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与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现代行为主义理论的问题不在于它是错的，而在于它能够变成真的，它们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某些鲜明趋势的概念化体现。完全可以想象，现代一肇始于人的活力如此史无前例、生机蓬勃的迸发，却终结于历史上已知的最死气沉沉、最贫乏消极的状态中。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对于宽恕和行动紧密联系，就像破坏和制作一样紧密联系的最可信论证，也许来自宽恕的这样一方面：在取消所为之事的宽恕中，似乎显现出了与行动本身同样的揭示性质。宽恕以及它所建立的关系总是十分个人化的（虽然不定是单个人的或私人的），在其中，所为之何事被宽恕，取决于为了谁的缘故。这一点是耶稣清楚认识到的（“她的许多罪得到了赦免，因为她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这也是人们普遍相信只有爱才有力量宽恕的理由虽然爱是人类生活中极罕见的事情 [81 却的确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揭示力量以及彰显谁的无比清晰力量，因为它不在乎所爱的人是什么，不在乎他的品质和缺点，也不在乎他的得失过错，就此而言爱是彻底无世界的。爱，由于它的激情，破坏了把我们与他人联系以及分开的居间物（in-between），只要爱持续着，那么唯一能切入两个相爱的人中间的居间物就是孩子爱情自身的产物。孩子，这个现在把相爱的人联系起来并且为他们共有的居间者，也是那个让他们彼此分开的世界的代表，孩子意味着在现存世界中切入了一个新世界 [82]通过孩子，相爱的人仿佛又返回了爱曾经把他们驱逐出去的世界。但是这个新的世界性，这个爱情事件的可能结果和唯一可能的幸福结局，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爱情的结束，它要么必须征服新的伙伴，要么必须转化成另一种相互拥有的形式。爱在本质上是无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它的罕见，它才不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反政治的，也许是所有反政治的人类力量中最强大的一种。因而，如果真像基督教所认为的，只有爱才可以宽恕因为只有爱才对于某人是谁毫无保留地接受，无论他做过什么都总愿意宽恕他，那么宽恕就仍然不属于我们的考虑范围。不过爱虽然限制在自身狭小的空间内，尊重却存在于人类事务的广阔领域中。尊重类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philia politike），是...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加上他关于人的第二著名定义：作为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既不是要一般地定义人，也不是要表明人的最高能力。树他来说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逻各斯，即不是言说或理性，而是奴斯，即沉思能力，沉思的主要特征恰恰是其内容无法诉诸言辞。在这两个著名定义中，他只是要表达城邦关于人和政治生活方式的通行意见。据此意见，城邦之外的任何人一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aneulogou ）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具有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中世纪，笼罩日常生活的黑暗和笼罩圣物的灿烂光辉之间的张力，以及同时从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上升，在许多方面都相应于古代从私人领向公共领域的上升。虽然难以把宗教性等同于公共性，但是在封建制度下，世俗领域却彻底变成了古代所谓的私人领域，其标志是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家庭场所中，在那里它们只有私人的重要性，从而真正的公共领域荡然无存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因而勇气是最优越的政治德性。只有拥有它的人被允许进入一个在内容和目标上都是政治性的伙伴团体，从而超越那种由于生存紧迫性而强加给一切人——奴隶、野蛮人、希腊人不例外一的那种纯粹麋集状态。“优良生活”（ good life）（亚里士多所谓的公民生活）不仅比日常生活更好、更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优良的”在于它通过掌控纯粹的生命必然性，通过从劳动和工作中摆脱出来，以及通过克服所有有生命动物对生存的内在欲求，而不再受制于生物性的生命过程。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种渴望在哲学家的自我理解上得到了辩护，他们甚至证明了沉思这种所有生活方式中最自由的生活，也仍然维系和受制于必然性。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只有在财富转化成资本，而资本的主要功能是生产更多的资本时，私有财产的持久性才等同或接近于我们共享世界内在的持久性。不过，财富的持久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一种过程的持久，而非一种稳固结构的持久。没有积累，财富就立刻因使用和消费而陷入了相反的消解过程。因而，共同财富永远不可能在我们所谈的共同世界的意义上成为共同的；它始终是或始终倾向于严格私人的。只有政府是共同的，它被指派来保护私有者，防止他们为了夺取更多财富而相互冲突。……作为现代初期典型表现的私人和公共之间的矛盾，只是一个在私域和公域之区别彻底消失之前的暂时现象，随着区别的消失，它们最终会一起融入社会领域。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假定人们之间只有相互行为而不行动的顺从主义，同样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与社会同时出现的现代经济学，和它所依赖的主要技术工具──统计学──一起成为了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们都成为了社会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时，经济学才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作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而直到现代以前它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人们可以像在其他方面采取行动一样，对他们的经济活动采取行动。“统计学规律只有在涉及大数目或长时段时才有效，而行动或事件在统计学上仅显示为偏差或波动。统计学的理由是，业绩和事件在日常生活和历史上的发生只具有偶然性。然而日常关系的意义并不揭示在日常生活中，而是揭示在罕见的行动中，正如一段历史时期的意义仅仅在少数照亮它的事件中显示自身。把大数量和长时段中总结出的规律应用于政治或历史不仅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恰恰湮没了它们的主题，任何事情如果以与日常行为或自动趋势不符，就把它们当成非本质性的而加以排除，那么在政治或历史中寻求意义就变成了无望的事业。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可是，即使饥饿之类的需求处于同情的奇迹而被他人分担，其脆弱的程度也不足以使它们建立起任何一个类似共同世界那样稳固和持久的东西。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现代世界缺乏对诗和哲学的公众赞赏，而是这种赞赏不足以构成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的毁灭的空间。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公众赞赏空洞地，每天以越来越大的数量被消费着，以至于货币酬劳这个最空虚的东西反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任何情况下，疼痛以及相伴随的摆脱疼痛的经验，是唯一让我们离开世界如此遥远的感觉经验，它们甚至不包含对任何世界之物的体验。被一把剑刺伤或被一根羽毛痒痒所引起的疼痛，的确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这个剑或羽毛的性质，甚至不会告诉我们这把剑或羽毛是否在世界上存在。只有对人类充分经验世界的能力不可抗拒的怀疑——这种怀疑是现代哲学的根源——才能解释这一奇特甚至荒谬的选择：用疼痛或痒痒这些明显妨碍我们单位感觉正常运作的现象，作为所有感觉经验的实例，并从它们中得出＂第二性＂的质，乃至＂第一性＂的质的主观性。如果除了这些身体本身的感觉，我们就没有其他感觉经验的话，那么不仅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是可怀疑的，而且我们甚至根本不会有对世界的任何概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制作在哲学中受到偏爱的原因，并非我们前面提到的，由于政治上引起的对行动的怀疑，而是出自一个哲学上更有力的原因，就是沉思和制作有一种更内在的相似性，而不像沉思和行动那样处于彼此毫不含糊的对立关系。 …… “理论”，实际上只是表示“惊异”（thaumazein）的另一个词，哲学家最终达到的对真理的静观，就是他开始哲学时纯粹无言的惊奇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凡言谈的重要性遭遇危险之处，事情就在本质上变成了政治的，因为言谈使人成为一种政治存在。他们生活在一个言谈已经丧失力量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做什么、认识什么或经验什么，都只有在能被谈论的范围内才有意义。无思想-不顾一切的莽撞或无助的困惑或一遍遍重复已变得琐屑和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这个社会从它被一个崭新、未知的时代的来临所征服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发展和表现自身了。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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