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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鹤岗生活的人们的共性，也许更重要的并不在于他们的身份、社会位置，而是精神上的那部分东西。也许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主流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大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的房子，重新想起这些话，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帖子和我自身的感受。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李颖迪《逃走的人》

他坐在地上拆开纸箱，随后将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对物体的迷恋和封闭自我几乎是同一时刻发生的。在工厂工作和拍纪录片失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下一秒去哪，午饭吃什么，晚上听哪首歌，明天见到谁，信任，依赖，或是欺骗，背叛，隐瞒，它们随时会打乱生活的步调。而太阳照射世间的角度，天空蓝色的密度，宇宙射线抵达地表的时间，动物迁徙的规律，这些节律永恒不变。因此他宁愿和物品生活在一起。

——李颖迪《逃走的人》

如果说这群人，来鹤岗的人，试图逃走的人，每个人都是一台能接收微弱信号的收音机，我们是否能真正接收、明白、理解另一个人所发出的讯号？还是说，那些讯号终将会被忽视，误解，或最终将会消散？

——李颖迪《逃走的人》

它提供的是故事，也是寄托。在眼前这个如地铁般快速、如晚高峰车厢般拥挤、人人都要费力找到一块立足之地的时代，谁不会被那种将自己抛向无人之地的幻想吸引呢——原野，山峰，河流，还有一间自己一个人独占的房子。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北京，我和朋友吃着饭，聊到房子。朋友在南三环跟人合租，室友之间的了解就是租房软件上的介绍：性别/职业/星座。房子是两居，各自有密码锁。公共空间各享一半：冰箱三层，从第二层的中间隔开，上下一人一半。厕所里，牙刷、牙膏、手纸也保持距离。输密码，回房间，两个合租的人像两个影子进入各自的洞穴里。他们离得如此之近而又毫无联系。隔着墙，互相听见对方拿快递、上厕所，偶尔在厨房看见对方来不及收拾的碗筷。两年里，他们几乎没说过话。 “有时候真想离开北京啊。”朋友说。那天我们吃饭排队接近一小时。坐在街边等位时，天光变暗，梧桐快落叶了。身后的餐馆人声鼎沸。看着大众点评上的套餐、优惠券、秒杀，我们接着聊起乏善可陈的工作，兴致寥寥。谈论工作的意义似乎早就过时了，太热情了甚至显得傻。“工作就是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起工作，说的是绩效和KPI，不是它的乐趣、意义和自我实现。当时仍在新冠流行期间，它更加剧了某种困顿感和停滞感。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一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明明还“年轻”，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不应该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吗？我聊起了隐居吧

——李颖迪《逃走的人》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唑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李颖迪《逃走的人》

当年我总体上是个很温驯的人，在别人面前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多数时候都是服从别人的主张。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大多数人都比我更成熟和清醒。在处世这方面，我的家教几乎完全空白。我父母从没教我和人相处和沟通的技巧，以及怎么避免吃亏等。相反，他们对我的教育是假设了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克制、自觉、服从和无私（这种无私是指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看待自身的利益和得失）。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后来我才认识到，很多人连换位思考的基本意识都没有。而我当然不喜欢吃亏，我可没有高尚到即使吃亏也还心无怨念。那么要摆脱这种困境，要不我就学会怎么拒绝人，要不就索性疏远所有人。显然对我来说，后一种方法更容易。。。。。。我还很不习惯和人讨价还价，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和人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而我不喜欢得罪人。可是我也不是真的无所谓个人得失。我的讨好型人格令我不堪与人交往的重负。早年的我在和人交往时经常吃亏，有时确实是由于我蠢笨，还有些时候则因为性格上的弱势。我会故意去吃亏，以证明自己的无私和表里如一。可我实际上不喜欢吃亏，而且吃了亏还要让人觉得我傻或软弱这点令我尤其懊恼和气愤。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的性格非常被动，习惯服从而不是去说服别人。我不是那种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我很容易放弃，尤其害怕被人拒绝，所以根本不敢勉强别人；当我面对别人的难堪和尴尬时，我会比对方更难堪更尴尬。我向顾客推销产品时，总是小心翼翼地揣摩他们的想法。假如我感觉顾客稍有抵触或抗拒，我就会立即放弃，甚至都不用顾客说出来。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可是我还想在写作上再进一步，我知道重要的从来就不是表象。当然，我没有能力分析这个社会的本质，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我相信一个道理：只要我在某个方面足够深入，万事万物的共性都会从中呈现，因此重要的是深入。而这次我决定深入的对象是自己。毕竟我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必然部分地是某个时代和社会、某些文化和观念的产物。当我追究我怎么变成了今天的我，以及为什么会有那些经历时，追究的过程必然会发掘出远比我锚定的目标更丰富的内容。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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