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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会如何对待我,主要取决于我让他们如何对待我,而不是他们本身是个怎样的人。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我总是想向别人表明自己的坦诚、证明自己表面如一,甚至不惜故意吃亏。不过讽刺的是,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关心我是否表里如一,因为他们本来就表里不一,甚至还把这看作是成熟的标志,后来我才认识到,每个人都习惯以己度人,向一个不真诚的人证明自己真诚是徒劳的。反过来,面对一个真诚的人,你根本没必要去证明自己的真诚。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只要我在某个方面足够深入,万事万物的共性都会从中呈现,因此重要的是深入。
——胡安焉《我比世界晚熟》
自卑 此自勉之。自卑感真是我最大的精神障碍,随之而来的是对自己的过度调侃和对本意的掩饰,以及讨好、迎合别人,这就像自然界越是软弱的动物越是生活在阴暗、隐蔽的地方,越依赖保护色掩藏自己。因为过度在乎别人的看法,而不敢泄露自己的认真,直至失去认真的能力。因为想迎合不同的人(群),获得归属感,而左支右绌、自相矛盾。面对简单随意的问题,却不能轻松直接地回答。在甚至没有人质疑的情况下先做无谓的解释。经常为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感到羞愧和难以释怀,精神很容易被扰乱而无法静下心做事。在该表达的时候沉默,在应沉默的时候说一些废话。矫情。害怕犯错,害怕出丑,因而不敢尝试,故步自封。尤其是,现在身边已几乎没有对我怀着恶意的人。要克服这些问题真的很困难,但不克服就永远无法前进。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这或许是不幸吧,但也有幸运的一面:对我的写作来总。爽能生巧并不总是一件好事。黠练确实可以猎来效半、有时还可以推动写作的深入,因为这时技术上的困难藏少了。但那往往是一种封闭性的深人,而不是一种开放性的深入。一般情况下,技艺越是纯熟,“沉没成本”就越高,人就越不愿反省,也越难以革新自己。这还是相对好的情形,更糟糕的情形,是把自我重复视为一条“捷径”,在不断的克隆中丧失掉基因的多样性一一这也就是说,丧失了创作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扪心自问,假如有人为我提供回报,也有人为我的作品喝彩,那我的写作完全有可能误人“歧途”一一当年的我并不具有足够的清醒和定力。人在得意时会更有干劲,但在失意时才更清醒。无论如何,我已经走到今天,我珍静走过的路,也满足于得到的一切:和当年的自己相比,今天的我眼界更开阔,内心也更丰官、更有层次。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花结这个问题,自然是因为同事和老板尚争历佛水无止境。当然,答案很简单:主要是因为利☐盖可是我尝试站在每个人的角度看,他们的做法似手都有合的解释。我发现人只要有私欲,就很难不露出丑态。可是也不能因此就否定私欲、压抑私欲,这不仅做不到,也没必要做到,因为那会背离人性。假如既要满足自己,又不损害别人,或者既做到诚实,又不被人讨厌,像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做到过,也没看到有人做到过。我想除非是在一场压倒一切的战争里,除了战胜敌人就再无生路了,那么人和人才有可能真正地团结起来。我辞掉自行车店这份工作,以及比原计划更早地离开上海,主要就是因为我不懂如何避免卷入人事的纷争,这份工作本身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或许虚伪才是这个社会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别的不说,起码我就经常虚伪,客观地说我是个老好人,我谁都不想得罪,这自然少不了要成天说违心话。不过我的虚伪往往是被动和防御性的,我并不想获得什么,而只是想保护自己或逃避困难。但我受不了主动和进取性的虚伪,这类人是我的天敌,我不具有和他们周旋的能力。所幸的是,这类人大多不会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因为我身上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盘一无二的地步、自成一格的水平,那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天分才行。或许我就连这样的一种天分也没有。这实在太可悲,当我察觉到自己的可悲时,才发现我原来也有过或许不切实际的志向。早年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不屑一顾,是因为我发现工作不需要我做得多么好,甚至常常不允许我做得太好,而只要求我迎合市场的需求。不过我就连这也没有做到过,因为我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中。我总是一边抗拒一边屈从,对自己做的事情嗤之以鼻;我很清楚哪怕我把工作做好了,也不会因此获得快乐和满足,更不要说成就感了。毕竞大多数工作都要求人嵌人社会,而不是成为其独特的自身;而人一旦嵌入到社会机器中,就成了一个可被替换的部件了。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清楚该做什么才能获得快乐和满足,我不喜欢和人竞争,也不喜欢去争取个人的权益。早年的我甚至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都会有人主动给我,而所谓的争取不过是想僭占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尽管我的敏望水平比大多数人低,可我并没有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知足常乐。当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不快乐时,我发现症结在于我既不甘于平凡,又怯于付诸行动。我害怕失败,害怕锁笑,害怕桑露自己的不自量力,可我又把那些换准去做都一样的事看得一文不值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每当有人表扬我时,我会担心他们看走了眼,即事实上我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好:我更担心他们下次不再看走眼,也就是终于识破我的“真面目”,意识到我确实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好。表扬不能激励我,批评也同样不能,除非这种批评不仅是为了我个人好,而且是指责我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或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比如我在工作的时候,总是竭尽全力地做到上司的要求,以规避自己因犯错或拖后腿而受到批评,哪怕我做得好也完全没有嘉奖。但我缺少为自己争取的魄力,我不是个好胜心强的人,甚至习惯性地自暴自弃。当有人否定我的时候,那很少能激起我的潜能和斗志,促使我去证明对方是错的,相反倒会令我意志消沉。因此,我在写作上遇到过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森得激励和动力。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到底在为谁而写?我看不到他们,他们也看不到我—一假如“他们”确实存在的话。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人对危机感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于心智还不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弗洛伊德曾描述过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当一个人处在某种困境中,并且清楚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这时精神为了避免崩溃,会转而认同这种困境,把这种困境认识为自己主动的追求,以此化解比实际伤害会更早摧毁自己的精神危机。因为心理机制是自发的,它的运作不受理智控制,而更接近于本能反应。或者换一个角度理解正是因为理智认识到在外部的困境面前,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于是它放弃了控制权。就像你被确诊了绝症,这时无论你去求神拜佛也好,杆悔祈祷也好,练气功也好,你的医生都不会干预了:无论你采用什么荒谬的方法,只要鞋化解你对死亡的恐惧,帮助你顺利度过死亡来临前的日子那就都是有益的。而这,其实就是后来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人质综合征)的心理原理。 于是我母亲不由自主地愈发迎合外部的权威,这时她讨好的对象已经不只是身边的人,因为她显然意识到,身边的人其实也是棋子,并不比自己更有主见,有一个更高的主张在推动这一切,她要比身边的人更加信服这个主张,如此一来就没有人可以伤害她了。不过她没有认识到的是一或许她也曾朦胧地认识到但不敢确认一一广州作为一个千年商都、曾经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当人处在绝对的绝境中,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时,积极和消极还有区别吗?比如从悬崖失足坠下,人在半空之中,是用尽力气划动四肢,还是束手待毙更积极一点呢?但是我们知道,人不会轻易从悬崖坠下,不会轻易让自己处在绝境之中。我们提前学会了区分实际和不实际,然后在实际中尽量努力和获得。没有人是对生命寸步不让、从不妥协的,因此总还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余地。我们最初的欲望和冲动,经过多少合理的引导、规划和努力,终于抵达成功,我们相信这就是自己最初想要的成功。其实只要很少的一点满足和鼓励,我就能说服自己,在长达一生的下坠中,尽量整理好仪容,并显得体面。2我们来假设这样一个人,每当他遇到挫折时,他首先怀疑自己不够虔诚和纯粹,表里不如一。他不但这样怀疑,而且很快相信了这就是全部的结论。于是当他再做尝试时,他唯一改善的方面就是变得更虔诚、纯粹和表里如一。或者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他变得更相信自己的虔诚、纯粹和表里如一了。那么,可以认为这人是傻子吗?我们再进一步假设,他的事业始终没有成功,可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就这么艰苦卓绝地努力下去。那么,这种努力在本质上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呢?1作为一种仪式,在某种程度上,我很理解原始部落在出征的前夜,围着篝火又唱
——胡安焉《生活在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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