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子抄·句子赏析 ▼

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2026-06-16 10:55配图点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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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人只有一条命，叫性命；
优秀的人有两条命，即性命和生命；
卓越的人则有三条命，性命、生命和使命。它们分别代表着生存、生活和责任！

——梦入神机《佛本是道》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负责任的检察官被撤下，换上一位无视法律的；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急着开庭，是因为什么，政绩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傅东育《以法之名》

我该说些什么好呢？“加油”“不要输”之类的，都是些不负责任的话啊。所以，不要再说“谢谢”之类的话了，这只是什么都没能做到的我，我所能做到的任性的补偿行为，单纯的自我满足，丑陋的幻影而已。

——新川直司《四月是你的谎言》

责任不同，待遇不同。

——李路《人世间》

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的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预示力，愈普遍，就愈是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变得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或以为我们已经住在的其他房间。它们可能是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精神意图的容积，会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而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封死。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幺或可以是什幺的认识构成的。如果文学本身，如果这项进行了近三千年的伟大事业体现一种智慧——而我认为它是智慧的体现，也是我们赋予文学重要性的原因——那幺这种智慧就是通过揭示我们私人和集体命运的多元本质来体现的。它将提醒我们，在我们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互相矛盾，有时可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冲突。它会提醒我们“还有”和“别的事情”。

——苏珊·桑塔格《同时》

●正如当今有关癌症的描述所做的那样，十九世纪关于结核病的典型描述全都把消沉作为这种疾病的病因。这些描述也显示出，随着这种疾病加重，一个人如何变得消沉—咪咪和卡米尔因否弃自己的爱，被消沉击倒了，死去了。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一八七四年写的自传性随笔《注定的南方》中描绘了结核病人“从生命的热情中恬退隐忍出来”的那些阶段，而据其他人的小说作品中长篇累牍的描绘，明显的消沉正是结核病人迅速衰竭的典型症候。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小爱娃死得异乎寻常地平静，她在死前几个星期对自己的父亲说：“我的力量在一天天丧失，我知道我要走了。”在《鸽翼》中，我们得知米莉·希尔死时的情形，“她把脸转向墙那一边”。结核病被再现成一种典型的顺从的死。它常常是一种自杀。在乔伊斯的小说《死者》中，在格莉塔·康罗伊动身前往修道院的前夜，迈克尔·富里淋着雨，站在她的花园里；她恳求他回家去；“他说他不想活了”，一周后，他就死了。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如果丧失了一个原则的分寸和把握，很可能同时就丧失了这个原则本身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每一个人都必须为他的“个人行为”负责。不论是什幺人，不论其地位高低，都是如此。如果出现错误或者罪行，从当事人本身来说，你无法把责任随意推出去，临到法律追究的一天，你只能 “好汉做事好汉当”，想不想“当”都得“当”。这样，既避免了公职人员的任意犯罪，也避免了一种在信仰口实之下的大规模民众犯罪。你无法把罪责推给一场民众运动或者推给一个领袖，因为，法律在清理的时候，领袖是领袖的罪责，作为民众一员的个人，也有个人的罪责。你已经看到，总统也是一样，尼克松就是尼克松。他的行为首先代表他个人。他有了罪行之后，他无法轻易将责任推给他的政党，尽管他是这个政党推出来的一个候选人；就像他无法把责任推给这个国家，尽管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一样。他不能在维护政党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借口之下，就逃避责任。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P129“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P130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把这个复杂的动机结构全部考虑在内，你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对利益做非常开的理解。如果看不到人们的认知、身份、道德和价值等观念（实际上就是所谓“现实利益”本身的构成要素），我们就会陷入一种低级的现实主义思维表面上很务实，实际上却丧失了真正的现实感。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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