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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文化人别笑我酸,我还真想过这事。这条船差不多已经是别人的了。晚上我经常睡不着觉,就想,舍下一条船就这么难吗?真就这么难。除了跑船我不会别的,现学也来不及了,离开这条长河,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去。所以我就想,人的命其实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处。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
——
徐则臣
北上
2026-07-09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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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如远年琥珀,既晶莹可鉴又不能全盘透明。一定的沉色、积阴,即一定的浑浊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也与这座城市的不可透析性有关。
——余秋雨《行者无疆》
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我在美国吃过最臭的“气死”(干酪),洋人多闻之掩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 甚矣,中国人口味之杂也,敢说堪为世界之冠。
——汪曾祺《岁朝清供》
我们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似乎过于抬举了“年轻”当然价值,而没有给予它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样贸然地褒扬某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相对地,也就意味着对其他年龄阶段抱有偏见。这不但有位自然真相,而且也对社会有害无益。
——陈果《好的爱情》
研究者普遍重视魏晋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认为这一现象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强调社会伦理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抑制,历来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但人尽管必须结为群体谋求共同的生存,因而必须遵守一定的群体生活原则,在根本上又是一种只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性的存在;“除了我,就不是我”,我们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一个独立的精神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对峙关系。因而,对个体意识的压抑乃至抹杀,势必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人的创造性才智的萎缩。从东汉中后期以来,社会的动乱,皇权地位的降低,国家意识的淡薄,士族社会身份的提高,都为士族文人的个体自觉提供了条件。从另一角度上说,这也是旧有文化传统内藏的不合理乃至荒谬性所引发的人性的反动。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正因为直到今天,真真够得上更好的人生新目的的,提供得不够多,宗教、哲学、艺术、文学、科学,种种文化人生中应有的几块大柱石还未安放好,还未达到理想的程度,而且有好些前人早已提供的,后人忘记了,模糊了,忽略了,或是故意地轻蔑了,抛弃了,遂至于文化的人生有时要走上逆转倒退的路。更好的消失了,只有挑选次好的;次好的没有了,只有挑选不好的。
——钱穆《人生十论》
若没有文化的人生,则自然人生也算不上恶。若没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则浅显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恶。正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进,因而恶的评价、恶的观念,也将随之而更鲜明,更深刻。
——钱穆《人生十论》
作为一个夹缝中的移民,尚且感受到矛盾与压力,那幺,当这两种文化两个大国真的正面遭遇,彼此实际上是多幺陌生和困惑,说是危机四伏似乎也并不过分。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刘擎《2000年以来的西方》
我们在上一节说到,理性化的发展偏科了,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发展,同样地,社会文化也跟着偏科了。现代的社会文化讲求事实、重视计算、追求效率。你看,这是最典型的工具理性逻辑,它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这种逻辑太强大了,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有些问题,在根本上是这种逻辑无法解决的。拿假冒伪劣现象举个例子——这当然是一个与诚信道德有关的问题。但我们发现,要处理它,最有效的方式是罚款——当然,是广义上的罚款。总之就是要让假冒伪劣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让假冒伪劣这件事在经济上变得不划算。这很实际,也很有效。但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这当然立竿见影,但本质上,它把道德问题变成了利益计算。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能找到办法规避惩罚、提高收益,人还是会选择违背道德。用利益计算解决道德问题,永远是治标不治本,有时能解决问题,有时却会让问题更严重。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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