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从西汉前中期改变知识分子地位来说，贡献最大的，就是两个“投机”之人。一为叔孙通，一为公孙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