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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波简介：
戴波（@唐不闻） 1980年出生，南京大学毕业，现居江苏宜兴。 长期从事先秦学术史和秦汉史研究，已出版《帝国的阴阳两面》《认识一个古人再入睡》等作品。 戴波，1980年生，200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居江苏宜兴，从事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微博名唐不闻，现有关注者213万。曾在报刊媒体开设连载专栏，出版有《帝国的兴起》《唐译<子不语>》《...
共62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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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戴波《有为》
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戴波《有为》
第二日的太阳和死亡威胁一同升起，匈奴毫不留情发动了新一轮攻势，汉军虽知不敌，仍然坚持着力战，没有表现出任何放弃或投降的念头。这样的坚持可能徒劳，却并不无谓。鲜有人喜欢战争，但既然走上战场，就有值得为之伸张不屈的气节。
——戴波《有为》
我们需要理清的一个思路是，即便是谣言、传言，在它被编造出来时，也希望说服别人，让别人相信，所以它背后的推进逻辑，必须符合当时人的观念，以及符合基本的事理。恰恰这一点，使得谣言、传言成为研究者观察历史时代和古人观念的上好材料。
——戴波《有为》
正因为有着如此作用，真正的历史研究者决然不会放弃任何一条似真或假的史料，它们在荒诞或虚构之下，往往隐藏着最真实的细节。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所谓的“正史”和“野史”作一解说。初级历史爱好者凡谈及“野史”，总是抱以鄙夷，觉得不值一哂。其实正史之义，只不过是指以特定体例编成的官修史书，除此之外都称野史。“正”和“野”，并非“真”和“假”的区别。当然，官方掌握的资料资源更丰富，人才更充沛，技术更高超，理论上可信度能够做到更高；但官方同时也有出于政治目的对历史修改涂抹、美化丑化的需要，而私人著述有时反而可以避免这一点。所以从真实性而言，不可仅凭正或野一概而论。应当理性认为，无论哪一种史料，都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 学习历史，首先要摈弃掉只有正史才是历史这一陋见。
——戴波《有为》
和亲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期效果，或者说为何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匈奴停止骚扰汉朝，这是因为和亲所带给匈奴的最大收益，或者说匈奴真正贪图的，实质上是汉朝所供奉的财帛粮食，而非公主。这些财物能够满足单于王庭一时的生活需要和享乐需求，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的资源缺乏问题。同时匈奴国家是部落联合形式，诸多大小王分草场而治，每个单位独立性都非常强，各部落联系并不像农业城居社会那么频繁，单于对各部日常生活的控制，也不像中原帝国天子对四方那么严密。即使单于本部能够和汉朝保持相对和平，也不能保证左右贤王之下各部在冬天到来时都不用劫掠就安然无恙、衣食无忧。 故此汉朝对匈奴前期的和亲，本质是以财贿赂、花钱消灾，公主的出嫁只不过是完成一种契约的仪式感，让整个事件看上去更冠冕堂皇一些，至少在表面上形式上，双方似乎结成了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用更不堪的话来说，公主只不过是合同中的一个“添头”。
——戴波《有为》
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戴波《有为》
历史学从不奢望给出最终答案，但总是试图启发人的思考。
——戴波《有为》
“代理”时间的长短，完全看前任皇帝驾崩、现任皇帝即位发生在一年的哪个时间段。比如，秦始皇死于七月，秦二世胡亥仅需等待两个多月就可改元，进入自己的元年；汉高祖刘邦死于四月，孝惠帝刘盈因此等了五月有余；刘盈死于八月，他的儿子少帝刘辩要改元，只需等待一个多月，但其时真正执政者为太皇太后吕雉；吕后死于七月，九月功臣集团和诸侯王发动政变，共诛吕氏，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时间凑巧在一年之尾，他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新纪元；刘恒死于六月，儿子汉景帝刘启等了三个多月才改元；汉武帝刘彻等待的时间最长一将近九个月。
——戴波《有为》
从马邑之谋开始，刚刚通过和亲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就此结束。匈奴对于边境的骚扰变本加厉，不可胜数。不过民间的关市照旧，互通有无。政治决裂了，生活还要继续。
——戴波《有为》
秦历也叫颛顼历，其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十月作为一年岁首，这也是本书屡屡强调的要点。一般认为汉承秦制，也直接继承了秦朝历法。 （颛项历）是以十月冬季到来为一年之始的。粟与稻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于是一年结束。“年”字本来自于“稔”（谷物成熟）的意思，因此以秋季为年终，人们没有不妥之感。（鹤间和幸《始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戴波《有为》
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戴波《有为》
抛开此文用意不谈，其内容倒真正涉及一个拷问：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一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戴波《有为》
正因为有这些说不清辨不明的因素，卫青、李广的关系才成为千古之争，并因此连累了记录此事原委的司马迁本人。许多喜欢卫青之人，觉得司马迁带有偏见，尊李抑卫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怀疑是不是司马迁胡乱编造，有意栽赃给卫青。这么认为的人，可能既不了解史学，也不了解司马迁。和一般人想象的历史需要完全客观不同，司马迁、班固开创的新史学，本就是带有评论性质的，《史记》和《汉书》每一篇末尾的“太史公曰”“赞日”，就是作者对人物的主观评价。“客观”更多指的是对材料的辨别取舍。 就拿司马迁对于卫青、李广的情感来说，毫无疑问他是更喜欢和尊敬李广的。《李将军列传》一篇饱含着激昂不平的情绪，他写道：李广死讯传到军中，“一军皆哭”；传到天下，不管男女老少熟不熟悉，“皆为垂涕”。李广死时官职为郎中令，而司马迁恰好就在这一年左右担任了郎官，理论上他可能见过李广本人，听闻过身边人闲时啧啧称道飞将军的传说。在他印象里，这位英雄人物、顶头上司“口不能出辞”，很不善于表达，而且行为举止和没见过世面一样，“悛悛如鄙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老者，让士兵和百姓都为之倾倒、痛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格魅力才能造就这样的反差呢？司马迁交代了一些原因：李广历任七郡太守，为人廉洁无比，得到赏赐辄分散麾下，饮食起居与土兵无异，故虽任二千石官员四十余年，却家无余财。其行军，一切从简，士卒如果没有吃饱喝足，本人绝不饮食，士卒因此无不乐为其死。司马迁最后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个字作为对李广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实力派英雄极高的赞扬。 和李广相比，司马迁写到卫青霍去病时，笔触相对平静了许多，没有那么多汹涌澎湃的感情，但仍然一笔一笔如实记录着两位青年英杰的不朽战绩。刘勃先生有一句评价写得非常中肯： 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
——戴波《有为》
这一年的三月，李蔡突然被问罪，罪名是侵占了刘彻父亲汉景帝阳陵的土地，进行买卖和私葬。李蔡赶在下狱之前选择了自尽。这种选择是古代士大夫的一种礼遇和尊严，所谓“刑不上大夫”，并非指士大夫可以免除责罚，而是朝廷会优先让他们以自尽的方式避免在牢狱之中遭受狱吏的肉刑摧残，较为体面地离开人世。这种礼遇方式实质上也是为了维护尊卑等级。贾谊对此解释道：王侯、三公如果犯有过失，可以废爵罢官，可以赐他自尽，但不能让小小的狱吏也能随意鞭答凌辱他们，这会让百姓失去对贵族高官固有的敬畏，甚至产生对天子高贵身份的质疑。
——戴波《有为》
司马迁喜欢李广胜于卫霍是众所周知之事，而很多学者还认为，在卫青、霍去病两人之中，司马迁其实也仍有偏好，相对来说他更喜欢卫青一点。曾国藩就说，太史公常常把两个人放在一个合传里以显出高低，比如《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卫青高于霍去病， 就像《魏其武安侯列传》里窦婴高于田蚡。《卫青霍去病传》右卫而左霍，犹《魏其武安传》右实而左田也。（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
——戴波《有为》
时迁境移，此年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同于往日，刘彻对于捐资的心理也大异于当初，于是二话没说就拜卜式为中郎，并将其爵位升至左庶长，同时布告天下，“欲尊显以风百姓”。这里用到了一个“风”字，古汉语里这个字用作动词的时候，非常形象。风是无形的，但是风经过的地方，草木总是会改变自己的形状来顺应。所以“风”作为动词，有期望形成某种群体性行为之义。刘彻尊显卜式以风百姓，目的自然是希望通过树立一个出钱为国分忧的道德典型，激励天下更多的富户纷纷慷慨解囊，为国分忧。 任何时候，纵容举报都是一种懒政，也是一种极其罪恶的制度。之所以称其是懒政，在于举报制度某种程度上，是把有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转移给了另一无关群体。而更关键的是，举报制度常常是掌权者使用的一种政治斗争术，它可以成功释放人性之恶，在人与人之间塑造出本不存在的敌对关系，从而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监视机器，成为掌权者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举报制度不会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健康，也不会给编户齐民带来安稳放心的生活，它只是给掌权者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它所揭发的违法行为相比，这种制度所造成的诬告冤案只会更多，对社会层面的信任破坏只会更为彻底。 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得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 原文中的“有腹诽之法比”，“比”是律法术语，意思是参考。意即从此以后，相似的情况可以参考颜异这个案例来进行判决。于是张汤开了一项极其黑色幽默的罪名先河，其荒诞程度比起“莫须有”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批评不自由，当沉默也是罪，违心取容就成了唯一可行的生存之道。
——戴波《有为》
英国史学家吉本因此总结：普通人觉得鬼神都是真的，聪明人觉得鬼神都是假的，统治者觉得鬼神都是有用的。 所以古代提倡的“以神道设教”，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情况，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之间，都是直白不讳、心照不宣的，只是瞒着那些需要被统治的愚众。当然，若说统治者全不信鬼神之说，也太绝对。具体对应到刘彻身上，也许宝鼎事件是一场有预谋的表演，但我们很难相信他对于神仙和长生的痴迷不是真实的，特别是他前几年刚刚经历过一场几乎不治的大病，似乎正是得到了“神君”的帮助才脱险转安。同时，这一年他已经四十四岁，这个年龄的人，总是会开始敏感觉察到时间在身上留下的痕迹。中年人刘彻，即将开始他生命的另一段寻仙之旅。
——戴波《有为》
姚氏对卜式的动机揣测未必如实，但认为司马迁对当时的财政改革抱有微词，则八九不离十。《史记》全书，读来最能体会太史公深切痛感的，就是记录财政和经济的《平准书》。此篇写到刘彻时代，以一句“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起头，接下来便详细记录每一件竭尽国力民力的大事。事功是卓著的，耗费是巨大的；国家是强盛的，民众是困苦的；在对比如此强烈的现实矛盾之中，司马迁觉得世道人心正在渐渐变坏，而美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平准书》的结语与其余各篇相比，风格截然不同，看上去特别仓促，就是上面所提到过的卜式的原话：“烹弘羊，天乃雨”。明人杨慎认为，司马迁用此六字斩钉截铁作为结束，正是对这个时代“兴利之臣”的痛斥。 “而烹弘羊，天乃雨”之句，乃毕此意而断之也，亦借其辞以断之也，亦借其辞以断制兴利之臣之罪，而“功利”二字该尽武帝所行事。（《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引杨慎《总纂升庵合集》语） 事后的痛诉多少显得有些无力，事实上，这一年为天子兴利的桑弘羊正因为保障了封禅等大事而平步青云，而指斥他的卜式们却失了官降了职。什么样的时代，适合什么样的人才。
——戴波《有为》
由于已经将南方越地兼并，刘彻此年还开始采纳越人的祭祀和卜筮方法。“卜”和“筮”是两个概念。“卜”是用动物之骨，“筮”是用草木之茎，通常用蓍草。《周易》和八卦的诞生，就与蓍草占事有关，但是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早。根据考古，起初蓍草占事只记录数字，是数字卦。一直要到西周以后才渐渐被图像卦，也就是常说的八卦、六十四卦代替。而且图像卦里所谓的“阴爻”和“阳爻”，可能只是由数字卦的“八”和“一”变化而来，起初没有阴阳的哲学概念。《周易》最早是一本蓍草占卜的参考书、工具书，要到春秋时代往后才慢慢哲学化。古之人凡事情有疑难不解，就用卜筮等方法决疑，包括战争之前，也会测一测吉凶。《尚书·洪范》称，如果对某事有疑问，可以作五个方面的咨询：一是问问自己内心意愿，二是问问身边大臣意见，三是问问民间意见，四是问“卜”的意见，五是问“筮”者的意见，此之谓“五谋”。《史记·龟策列传》又日：“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可见不仅要卜筮并用，还需多占几次，取多数结果。
——戴波《有为》
而这篇《循吏列传》最奇妙的地方则在于，篇中提及的五个人，全部来自距离司马迁很多世纪以前的春秋时代。而与之对比，《酷吏列传》的篇幅六倍于《循吏列传》，里面总共提到了十三人，侯封在吕后时期，晁错、致都在景帝时期，宁成、周阳由活跃在景武两朝，其余张汤、赵禹、义纵、杨仆、杜周等八人，全部都是由刘彻提拔专任。反而一向被汉人视为反面典型猛烈攻击的亡秦，却没有一个人物入选。王颖女士在论文《酷吏与汉代政治》中也问及：“为何亡国的暴政却未孕育典型的酷吏，而作为汉代盛世的武帝一朝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酷吏”？其实秦政之下不可能没有酷吏。秦末大乱时，范阳人蒯通对本县县令说：“这十年里，您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早已不计其数了吧。”一范阳县，显然绝非秦政之下的个例。太史公不记秦之酷吏，大约因为他的重心，还是在于借《酷吏列传》感慨当世政失而已。而用悬于数百年前的五名春秋循吏作题外之引，又似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世道人心每况愈下，而于今尤甚”的哀叹。但我们不禁由此想起他的父亲——老太史令司马谈的临终之言，在那番饱含深情的嘱托里，司马谈谈及自己对时代的认识。他认为春秋以来孔子之后，世道的确曾变坏，但经过汉朝历代君主，尤其是今上的治理之后，已经回到正确轨道之上。如今海内一统，天下升平，堪称盛世。这正是司马谈想要撰史的动机之一。而从《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的创作手法来看，司马迁对于“盛世”的感受，显然和父亲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时代还需要不断涌现酷吏、依赖酷吏，那和盛世总归还有些距离。父亲的意旨和自己的良心之间，他试图用一种很委婉的方法两全之。
——戴波《有为》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频频出现酷吏，司马迁也做了自己的分析，他至少总结了两条原因，一条说得比较明白，一条则十分隐晦。明白的那条原因，可以用老子的“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来概括。法律的设置确实可以保护人的权益，但必须在适度的空间之内，一旦过度，会反过来侵害人的自由权利。法网编织得过于苛刻严密，百姓始终处于一种手足无措，动辄触网的状态，这种社会是极其不稳定的。事实上，秦末的大批盗贼，包括刘邦本人，都是因为触犯秦法为逃避制裁才落草为寇。被逼亡命的百姓越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大量酷吏去惩治镇压，甚至主要精力都用来防治乱民，其他正常的行政公务都被耽搁下来。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史记·酷吏列传》） 司马迁认为官位最高的酷吏张汤死后，大汉的状况并没有好转，尤其是杜周上位以来，法网只是越来越密，触犯法律的官民只是越来越众，廷尉每年审理的案子也因此越来越多，光是二干石以上的官员，就有上百人被扣押。由于酷吏的风格所致，每个案件都牵连甚广，仅中央和京城的监狱里经常关有六七万人。为了保证查案效率，办案吏员的人数比过去总体增加了十万以上。 以上是说得较为明白的原因，隐晦的原因则在每一名酷吏的个人小传文字里，如“赵禹者…上以为能”，“张汤者…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义纵者…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上以为能”…几乎每一人，必注明“上以为能”，其他列传里都没有如此频繁。酷吏的出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今上觉得这些人有用而予以提拔。如果说酷吏顺应时代需要，那么刘彻，显然就是司马迁心目中认为的时代代言人。
——戴波《有为》
战国至秦，国家政治体制的一大变化是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权力和资源归属问题。分封制下，所封区域内一切都实际归封君所有，包括土地和人民；而郡县制下，一切都归中央帝王所有，郡县的地方首长只不过是由帝王派出，替帝王实行管理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帝王是权力的所有者，而郡守是权力的实操者。这种变化，是中央集权的必然，因此也是战国时期变法的关键方向。
——戴波《有为》
后世对和亲政策多有评价，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各有其人。相比较而言，肯定者的意见比较统一，认为和亲大致有这样一些好处：一是可以争取与国与民休息的时间；二是可以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同化对手；三是可以在敌人内部培养亲我一方，实现分化离间。 而否定者的理由就因人而异，比较五花八门了。比如有直接从出发点就予以否认的，坚持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的示弱，天朝上国对待胡虏就应该用战争打击，使其降服。比如唐人王维诗称“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五代人李中则说“谁贡和亲策，千秋污简编”，宋人朱熹也认为“中国结婚夷狄”是“自取羞辱”。也有觉得为国谋策效力是天子大臣、热血男儿之事，不应该把责任推给无辜女子的。比如唐人李山甫称“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宋人欧阳修称“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否定理由里最有喜感的一条，出自唐人苏郁的《咏和亲》，诗称：“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意思是不要白白送女性给胡虏了，这样只会让敌人生下更多的小敌人。不知道他是真的这么以为，还是 在曲线讽刺和亲。 以上都是站在大局立场的观点，唐人白居易独站在女性角度写过一首《过昭君村》，末几句言：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癞痕。 白居易说，王昭君家乡村子里的老人为他介绍，数百年以来，此地女性至今还保留着自毁其容的习惯，为的就是避免被选入宫中要么冷清余生，要么送去异域的悲剧命运。
——戴波《有为》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何人呢？他是刘彻已故宠姬李夫人以及幸臣李延年的兄弟。元封年间，李夫人因色艺双绝而极受宠爱，为刘彻诞下一子刘髆后突然染上重疾。刘彻亲自前去探望，李夫人却以被蒙面，称：妾染病已久，样貌丑陋，不能再见陛下，只希望陛下念在旧情，好好照顾我的兄弟和儿子刘髆。刘彻知道她命不久矣，执着要见绝色佳人最后一面，李夫人则坚决不肯，刘彻气得最终拂袖而去。当人问起李夫人为何如此绝情，李夫人说了一句看破人性的千古名言：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汉书·外戚传》） 李夫人虽然病重，头脑却十分清醒，她说皇帝陛下之所以念念不舍，是因为还眷恋我平时的容颜。一旦见到我被病情摧毁的样貌，必然从此心生厌恶，还会念旧日恩情照顾我的兄弟吗？ 李夫人死后，心愿最终达成了，刘彻确实保留了对她的爱恋，不但用皇后之礼厚葬了她，还封其子刘膊为昌邑王。此时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征，实际上也是借机给他立功封侯的机会。刘彻生平，喜欢用外戚掌控军权，可借此时霍去病和卫青都相继去世，卫氏一族已无人可用，转而起用广利，可见刘彻对他足够信任。
——戴波《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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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 ，总有一句让你佩服或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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