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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拥有了快乐的童年,以及天生平和的性格,再加上这三年几乎纯粹的享乐日子,这一切令我养成了一种积极面对生活的心态,否则,缺乏信仰、缺乏智慧、缺乏活力,以至于最终缺乏自信的我,可能早就消沉了。
——
戴安娜·阿西尔
长书当诉
2026-08-10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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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棒子、迫害别人的工具。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性格是绝对无法改正的,因为人的所有行事都出自一条内在的原则。根据这一条内在的原则,在相类似的处境之下,一个人只能永远做出同样的事情,而不可能是别的。
——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然而在教堂跟所有不是教堂的住所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我的理智无法逾越的界限。
——马赛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信仰只有一种才能虔诚,爱人只有一个才能忠贞。
——独木舟《荆棘王冠致无尽岁月》
性格决定命运的成功,带给你的能力,你的表演,你的专业,你的努力,但是对不起你的心态,配不上你的能力。
——佚名《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突然很想打一大通电话,给童年的玩伴,少年的初恋,壮年的伴侣,桃李满园的老师,已经赋闲在家的父母……我们活得浑浑噩噩,而时间却又走得太快,如果在你的心底还有对他们的爱,请现在就让他们知道。
——马克·李维《偷影子的人》
崇高行为的目的应该是人本身。如果为了达到目的,而把人当成这种手段,那么这种行为便无法称之为崇高。所谓信仰也是如此,但凡要牺牲美好的情感才能守护的信仰,没有也罢。自己可以牺牲,但情感涉及他人,则不能牺牲。
——猫腻《间客》
我:“确实如此。每当我想学习和了解一件事,我就让我所谓理性留在家里,至于我想要学习的,我会给它必要的信仰。我逐渐解到这点,因为我在今天的科学事业里看到太多令人心寒的反例。腓:“那你会有更多的进步啊。”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红书》
气魄不够,没学笛;性格不合,弃学筝。本以为此后就能与二胡长相厮守了,没想到终于还是要割舍。毕竟天赋不过尔尔,而人生苦短,要经过成长和不断历练以后,才认清自己需要更大的专注去完成这蜉蝣般的人生。为免一事无成,遂不敢再当八臂哪吒,也不敢再逞那十八般武艺的强。许多兴趣与爱好,假臂一样,被逐一卸下。这些年惟诚心写字,用功吃饭,努力生活而已。也从那时起,音乐再浩浩荡荡也不过如风灌耳,再与手指无关。
——黎紫书《暂停键》
这一次我不会像在写《树上的男爵》时那样让自己掉进故事里,也就是说我最终不会相信我所讲述的那些东西,这一次故事是并且应该是人们所说的一种“娱乐”。我一贯认为享受这种“娱乐”的人是读者:这不是说对于作者也同样是一种娱乐,作者应当在叙事时保持距离,调节好冷热情绪,自我控制和自发冲动交替,其实写作是最使人疲劳和神经紧张的工作方式。当时我想倾诉写作的甘苦,为此编造一个人物:我变成修道院的文书,假托她在写小说,这使我获得平静而自然的动力,完成最后的篇章。 你们可能发现在这三个故事中我都需要一个自称“我”的人物,也许通过这个人起到调和与抒情的作用,可以纠正讲寓言故事时完全客观的冷漠态度。我每次选择一个边缘人物,或者至少是与情节无关的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是一个少年的“我”,一个卡尔利诺·迪·弗拉塔式的人物,因为在那样一些场景中没有比通过儿童的眼睛看一切更好的方式。至于《树上的男爵》,我的问题是纠正我将自己认同为主人公的强烈冲动,这一次我在作品中放进很著名的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式辅助人物,即从起头几句开始我就派出了一个性格与柯希莫相反的人物充当“我”,一个稳重而通情达理的兄弟。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我采用了一个完全置身于故事之外的一个“我”,一位修女,这样做更是为了增加一种冲突的游戏。 一个叙述者兼评论者的“我”的出现使得我的一部分注意力从故事情节转移到写作活动本身,转移到复杂的生活与以字母符号排列出这种复杂性的稿子之间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说,与我相关的只有这种关系,我的故事变得只是修女手中那支在白纸上移动的鹅毛笔的故事。 同时我也感觉到,往下写,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彼此相似起来,他们遭受相同忧虑的摆布,那位修女、鹅毛笔、我的自来水笔、我本人,也是如此,我们大家是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情,感受同一种焦虑,经历同一次结果不满意的追寻。...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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