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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最高行动理论的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起诉讼，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而这条论据在纽伦堡就已被证明毫无效力。……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
汉娜·鄂兰
平凡的邪恶
2026-08-11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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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国家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
——金缨《格言联璧》
如果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以视为一种形式上的社会契约，公共意志的形式保证了法律形式上的正义，那么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则是论证了法律实质上的正义。无论如何，法律都不能剥夺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因此现代社会不再允许酷刑，不允许游街示众，要把犯罪人当人。
——罗翔《法律的悖论》
没有哪个社会学公式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因为文人共和国是个模糊的精神领域，而且作家散布于社会各处，并没有清晰的专业身份。尽管如此，埃默里在辨识狄德罗时，看出旧制度一个关系重大的成分，特别需要从警方的观点加以监视。从警方监看狄德罗之辈，我们可以看见知识分子模糊的身影具有清晰可辨的形象，在早期的现代法国现身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
所有意大利土著一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原有的差别待遇完全清除得干干净净，在不知不觉中凝聚成一个伟大民族，经由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典章制度的统一，共同负起强权帝国的重责大任。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做什幺的？它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幺做才是最有效的。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价值理性的权衡要比做工具理性的计算困难得多。工具理性的计算就是一种事实判断，因为成本和收益基本上是一个事实，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是一种价值判断，虽然你也在用理性思考和权衡，但其中有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没有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工具理性问题有客观标准，我们容易达成一致；价值理性问题标准不一，很难找到确定的答案。在社会层面，这一点更明显：价值观念问题 我们有许多分歧；但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都认同工具理性计算出来的方案。工具理性塑造的社会制度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而价值判断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结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到了价值理性。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其结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整体运行高效的官僚制盛行，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这种强大能力源自官僚制的基本特征，“非人化”（impersonal），也就是“对事不对人”。片面的理性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了“手段压倒目的的问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因此，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还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很遗憾，护理保险并不是一个助人的制度，护理保险把人分为两类：给予救助的和袖手旁观的。国家实行护理保险制度的真正目的、是把一直处在灰色区域的“护理”业务拉进商业舞台。你知道现在六十五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吗？大概百分之二十。五个人里就有一个，总数是两千六百万人。眼下日本正面临着人类社会从未经历过的老龄化。十年来经济停滞，税收也没增长，社会保障费用却上涨到二十兆以上。这里面几乎全是老年福利和社会老龄化所造成的需求。这才只是开了个头而已。因为不远的将来，曾被称作“团块世代”的一辈人，这个数量难以想象的群体即将成为老人。如果放任不管，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就要被老人吃垮，成为空壳。医疗保险制度崩溃，医院沦为收容瘫痪老人的机构。哪怕你是急病，也有可能因为医院都挤满了老人而看不上医生。
——叶真中显《死亡护理师》
首先，它设想在一代或两代人之间，人类事务已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是总体性的。因此，无论是长期延续的社会制度，还是传统的行为方式都无法避免实验室和工厂革命的影响。它忽视了惰性力量对这许多社会性创造的特殊作用。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所以，你可以看到，再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幺。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的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林达《总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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