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没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因为的确很难从法理上把握它。我们曾听到辩护方的抗议，说艾希曼毕竟只是“最终解决”这部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而已；我们也听到公诉方的抗议，说他们在艾希曼身上找到了那部机器的马达。我本人对这两种理论的看法同耶路撒冷法院一样，那就是不予重视；因为，既然整个“齿轮”理论在法律上毫无意义，那么这个叫作艾希曼的“齿轮”究竟是什么型号也完全不重要。法院当然在判决书中承认，只有一个动用政府资源的庞大官僚机制才可能实施这种犯罪。不过，只要是犯罪——当然，这是审判的前提——那么这部机器上的所有齿轮，不论其作用大小，在法庭上马上就变回行凶者，也就是说，还原成人。为了开脱罪责，被告说他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只是出于职责所需行事，说任何处在这个职位上的人都会轻易就犯；这就好比一个罪犯指着犯罪统计表——从这个统计表可见，每天有形形色色的人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犯罪——说，他只是做了人们预期的事情而已；换言之，既然毕竟得有人犯罪，那么只不过碰巧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罢了。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当然，人们可以对“无人统治”（the rule of Nobody）——它被认为是官僚制这种政治形式的真实面貌——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司法管理层面只将这些因素作为犯罪的外因而酌情考量——就像在一个盗窃案中，法官固然会考虑盗窃犯经济上的困窘，但不会因此为盗窃行为开脱，更不可能撤销起诉。诚然，我们——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更不必说，还有现代科层制——已经非常习惯于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来为某人的行为开脱责任。这些对人类行为貌似高深的解释，对错与否尚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那么没有哪种司法活动能够待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