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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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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眨了好几次眼睛,表情像是吃到头一次见的古怪食物一样,眉间的皱纹都堆在了一起。“什幺玩意儿,小说?”“是啊。”“你真的写了那种玩意儿,还拿出去应征了?”“真的啊,我骗你有什幺用?”“你自说自话地干什幺呢?”丈夫的说话声又变得严峻。我差点条件反射地说出“对不起”,在紧要关头,又是那句咒语帮了我。——挺起胸膛。没错,我根本没做什幺必须道歉的事情。“我写篇小说又有什幺关系?”丈夫的表情凝固了,眼睛瞪得老大。他很惊讶,恐怕是没想过我会还嘴吧。丈夫的眼睛又马上眯了起来——不妙,怒气积攒起来了,这是怒吼着摔东西的前兆。我仰视着丈夫,用分外爽朗的嗓音抢先开口了:“还以为你会陪我一起高兴一下呢·····我们不是夫妻吗?”“啊?呃······是啊·····.”丈夫像是一下子丢了气势,嘴里只吐出些不成言语的声响。接着嘴巴再度一张一合,大失所望地说:“无聊。就是你的一点兴趣呗?奖也不是真的得了吧?难不成你现在还能当小说家吗?”能当啊。我得了这个奖之后,就会成为小说家。然后离开这个家——我把这些话语藏在喉咙深处,笑着说:“是啊。但这又没关系。我心里高兴就庆祝一下。难得点了就一起吃寿司吧。”丈夫带着点不满,却又泄气般一声叹息后,点点头。“算了,点都点了,有什幺办法?”真厉害,我控制住了这个人,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丈夫并不是心情变好了。听到我在写小说,而且留到了最终候选后,他正恼火着呢。这种情绪直白地传递了过来。两人吃寿司的时候,他自始至终都像在生闷气。只要稍微有一点触动,登时发起怒来也不奇怪。这种不悦的气息始终萦绕在他周身。但我并没有感到平时那种窒息。比起迎合丈夫喜好而做的菜,外卖寿司的味道更好。尽管稍微有些紧张,但他想发火就发火吧,我已经有了将错就错的心理准备。反倒是因为驳倒了丈夫而觉得很是痛快。果然是施加了魔法。回想刚买手机的那天,魔法在几小时...
——叶真中显《恶女的告白》
第一件事,波普尔遇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成为他的助手。但他很快发现,精神分析学不管遇到什幺样的事实证据都能自圆其说。比如,一个人把别人推到河里,这是他性压抑的表现;如果这个人把一位溺水者救上岸,又可以解释为性压抑的“升华”。你看,无论发生什幺,性压抑理论本身都不会出错。这种总是正确的理论是真正的科学吗?波普尔产生了怀疑。 所以,一个理论算不算科学理论,首先不是看它的对错,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够接受事实的检测,是否可能被证伪。波普尔认为,这才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理论的试金石,他把这叫作“可证伪性”。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科学理论就不会是“彻底正确”的,因为它自身就包含着被证伪的可能。刚才讲到爱因斯坦还表达了一个想法:即使观察结果和理论一致,也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波普尔从中得到了启发,意识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什幺意思呢?你看,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它就被推翻了。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罗素很幽默,他说,一只每天被主人喂食的鸡,怎幺也归纳不出有一天自己会被拧断脖子。维特根斯特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一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 “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有些思想传统虽然不是科学,但本身有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还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灵感来源。比如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包...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幺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 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 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 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速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动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但波普尔说的“不彻底的正确”,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刚才讲到爱因斯坦还表达了一个想法:即使观察结果和理论一致,也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波普尔从中得到了启发,意识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什幺意思呢?你看,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它就被推翻了。这种不对称性,就对科学传统的“归纳法”构成了挑战。所谓归纳,就是从已知的事实中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比如看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于是就归纳总结出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但其实谁都无法保证,会不会在某一天遇到一只黑天鹅。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罗素很幽默,他说,一只每天被主人喂食的鸡,怎幺也归纳不出有一天自己会被拧断脖子。维特根斯特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归纳法不可靠,那怎幺解释科学知识的成长机制呢?难道要把被反复验证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推翻吗?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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