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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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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鲁迅《故事新编》

一夜，两个人都很安然的，彼此没有一点怪罪的心理。有的时侯睡到半夜下雨了。雨点从窗子淋进来，淋到马伯乐的脚上，马伯乐把脚钻到被单的下边去。淋到小陈的脚上，小陈也把脚钻到被单的下面去。马伯乐不起来关窗子，小陈也不起来关窗子，一任着雨点不住地打。奇怪得很，有人在行李上睡觉，行李竟会让雨打湿了，好像行李上面睡着的不是人一样。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房子他们两个人谁也不加以管理。比方下雨时关窗子这件事，马伯乐若是起来关了，他心里一定很冤枉，因为这窗子并不是他一个入的窗子；若小陈关了，小陈也必冤枉，因为这窗子也不是小陈一个人的窗子。若说两个人共同地关着一个窗子，就像两个人共同地拿着一个茶杯似的，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只好随它去，随它开着。至于被打湿了行李，那也不是单独的谁的行李被打湿了，而是两个人一块被打湿的。只要两个人一块，那就并不冤枉。

——萧红《马伯乐》

到底是怎幺回事呢？好的职业、金钱和爱情，以及对大大小小日常事务的热爱和渴望，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与令我作呕的佳肴一样的存在。不知是因为懒散，还是因为容不得半点拘束和权威的性格？是因为自认为早已洞悉人世间所有的路数和终点的自满心理，还是因为把所有的食物都聚集起来也满足不了我的饥饿？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

——韩江《植物妻子》

“最后”这个单词让这套房子里的很多事都变得轻松了起来。曾经让人如此痛苦的事情，现在竟也能坦然面对。

——韩江《黑夜的狂欢》

我也想过，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没人在乎你的本事；我不去同领导套近乎也不是我目无官长，而是长官无目。这三年中，我时时感到不平甚至愤慨的，就是认为长官无目，总幻想哪位有眼光的领导有一天慧眼识才，赏识我重用我。我越是这样想，就越不愿主动同领导接近，心里带着一股气，这已近乎一种病态心理了。确实，他们口上说的，当然是堂而皇之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好像他们用人都毫无私心，完全公道。可是，在这种体制和世风下，再好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也得看他们的个人道德啊！什么是组织？组织最后就是一个人！所以说到底，你是把自已的命运赌在他们的个人道德水平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幻想他们道德完善，良心发现，太可笑了。

——王跃文《国画》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智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不了，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唐代智识分子的论断似乎更适合于对科举制度结果的评判，轻薄自此始但不是终。更何况，汉的举荐就好吗？战国的纵横就值得咏怀吗？或许，尚古是一种情怀，而情怀往往代入偏颇

——钱穆《国史新论》

P110 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

由于中西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心理偏重于从政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的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钱穆《国史新论》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弟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步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

——钱穆《国史新论》

中国人只提倡谦虚和合，绝不教人心满意足，大胆做人。“骄”字是中国人一向要人警戒的。西方人生重在每件事要求有成功。但一番成功，便易引起一分骄心。西方社会是一个商业传统的社会，今天的商业广告，每件商品他们都自称自满，骄态十足。亦教人买得，便能对己满足，对人骄傲。没有自谦，说他商品还有缺点的。所以西方人易生骄傲，不懂谦虚。希腊罗马若懂谦虚，不自满足，便不易快速亡国。近代的西方人，若懂得谦虚，以和相处，亦不会连着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的美国人，当然他是今天世界第一大强国，真像可以为所欲为，要怎样就怎样，便产生了一个骄傲心，这一心理就几十年来害了美国人。韩战、越战美国人两次都失败，便害在这一“骄”字上。

——钱穆《人生十论》

现在这个不讲，我们再回头来讲当前的世界问题。我们再要讲到美国人的心理。我先提出两个字，一是骄做的骄字，一是谦虚的谦字。谦则心虚，而对外易得和；骄则心满，而对外易启争。中国人只提倡谦虚和合，绝不教人心满意足，大胆做人。骄字是中国人一向要人警戒的。西方人生重在每件事要求有成功。但一番成功，便易引起一分骄心。西方社会是一个商业传统的社会，今天的商业广告，每件商品他们都自称自满，骄态十足。亦教人买得，使能对己满足，对人骄做。没有自谦，说他商品还有缺点的。

——钱穆《人生十论》

柴可夫斯基的深刻在于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个人真实地了解了自己，也就会真实地了解世界，又因为真实地了解了世界，也就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再一次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敞开着的，如同敞开的土地，愿意接受阳光和月光的照耀，愿意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来，而且消化它们。P5

——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你不适合潜伏，心重，手不狠。

——龙一《潜伏》

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我心中盘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认识，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当心理描写不能在内心最为丰富的时候出来滔滔不绝地发言，它在内心清闲时的言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我心中盘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认识，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当心理描写不能在内心最为丰富的时候出来滔滔不绝地发言，它在内心清闲时的言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尤其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我心中盘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认识，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当心理描写不能在内心最为丰富的时候出来滔滔不绝地发言，它在内心清闲时的言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余华《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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