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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
——
汉娜·鄂兰
我想理解
2026-08-14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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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努力工作并且爱上工作 但你会怀疑,除了自己,你的工作对任何人有任何价值吗? 你纠结于自己一生的努力是否毫无意义于是你问了你哥哥,也问了上帝 他们给你的答案都不尽如人意 你心想,反正能做的你都做了
——海莉·麦克吉《年龄是一种感觉》
我曾在阴暗面中困惑过、痛苦过,但后来终于明白,友情的来去是一个探测仪,告知你与原先进入的那个层面的真实关系。如果在一个领域,一群朋友突然没有理由地冷眼相对,栽赃构陷,那就意味着你可以离开了。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临时给你的笑脸只是索取和探询,等探询明白,索取完毕,彼此就无法调和了。你的存在只能给这个领域带来不安宁,而你住在这个领域中也非常不安全,那就应该上路。昨日的友情,早已消失在黄昏的牛粪火中,繁星在天,眼前隐约有一条出山的路。不必告别,不要留话,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快步离开要紧。
——余秋雨《霜冷长河》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不仅仅体现于名校、财富和社会地位,真正的成功,是点亮更多人的人生。
——艾力《你一年的8760小时》
士大夫阶层在与宦官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互相标榜的风气,他们用各种特殊的名目来称呼一些典范或领袖式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君”、“八俊”、“八顾”。“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而“三君”虽以窦武为首,但他是外戚,从士大夫阶层来说,陈蕃(字仲举)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俊”是指为人之英杰,“八俊”以李膺(字元礼)为首;“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八顾”以郭泰(字林宗)为首。他们都是在《世说新语》一开头就出现的人物。
——骆玉明《精解世说新语》
每一个镜头都像是一个词语,其自身并没有任何意义,或更可以说它意味着太多的东西以至实际上毫无意义。但在诗歌中,每一个词语因被置于词语之中而获得改变,其意义变得准确而独特:以同样的方式,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依靠上下镜头而被赋予意义,每一个镜头都修正上一个镜头的意义,一直到最后一个镜头才能达到一种总体的、非断章取义的意义。表演与此毫无共同之处,它只会妨碍。只有忽略那些在电影中露面的人的意志,才可制作电影;不去利用他们之所为,而是利用他们之所是。
——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上不是成年人。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难维持这种道德发育不全。就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吧。即便它们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所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不公正的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来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赶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该词事先并不妨碍任何研究取向,不管研究本身是优先面向个人还是面向社会,是注重对瞬时性危机的表述,还是追踪那些最持久的因素;历史词本身不包含任何信条,从其最初的词源上说,它所涉及的唯有“研究”。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p.159) 尽管艾滋病与麻风病、梅毒一道顺理成章地成了荷载意义最多的疾病,但显而易见的是,那种侮辱丑化艾滋病患者的冲动受到了牵制。艾滋病如此完整地汇集了人们对未来的最为普遍的恐惧,以致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试图把艾滋病框定于某个离经叛道的人群或某个黑暗大陆的老一套做法看起来不合时宜了。(p.160) 艾滋病是地球村 (the global village) 的反乌托邦 (dystopian) 先遣队之一,可地球村这一前景已然在目,而且总在眼前,无人知道如何抗拒。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第一个改变和挑战与个人生活的意义有关。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幺该信仰什幺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是什幺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准,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幺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这是一个难题。 第二个改变和挑战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幺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幺这个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另一个难题。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从原始人缓慢进化成非自然的人,原始上由于与天地浑然一体,因而与生物没有区别,可以称之为还不存在;非自然的人由于混同在产品和环境之中,因而不与任何东西发生摩擦,同周围的事物(自然或历史)不再有关系(斗争与通过斗争得到的和谐),而只是抽象地“发挥作用”,也是不存在的。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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