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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感觉生活不是应该用来享受的,而是用以执行的呢?生活就像一个生存游戏——面对着汗牛充栋、难且无趣的习题集搞题海战术,制作纠错本、考试、得分、晋级。我不知道哪种生活方式才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我看来,不被任何成绩证明的自己和没有价值的垃圾没什么两样。这一信条让我绝望,也让我一直都过分努力。那些认为自身存在本身就有意义和价值的人是没有必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但我从一开始就不是那样的人。
——
崔恩荣
明亮的夜晚
2026-09-10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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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能够触摸的艺术品对我来讲,是极有意义的,然而,与其说它们是供人触摸的,毋宁说它们是供人观赏的,而我只能猜测那种我看不见的美.我能欣赏希腊花瓶的简朴的线条,但它的那些图案装饰我却看不到。
——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正因为是盲人才有此等洁癖,而素有此等洁癖之人成了盲人,伺候者之难更是无法想象。所谓牵手领路者,论理只需牵手带路即可,然而,佐助竟然连职责范围外的饮食起居、入浴如厕等日常琐事也得承担。幸好自春琴幼年时起,佐助便已开始承担这些任务,熟知春琴的脾气,所以除了佐助,无人能让春琴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佐助之于春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谷崎润一郎《春琴抄》
深深爱上一个女人实在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当你恋爱的时候,万物都变得更有意义。
——保罗·科埃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努力的意义,不在于一定会让你取得多大成就,只是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得比原来的那个自己更好一点。
——孙婷婷《没有工作的一年》
在他们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读者。』这个『理想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
——张大春《城邦暴力团》
什幺是超人?他说,超人与普通人的差距,相当于人与猿猴的差距。猿猴对于人来说是什幺?是一个玩笑,或者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对于超人来说他是如此。在尼采的心目中,超人能够在上帝死后,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用自己的生命意志去创造,追求自身生命力量的增长和完满,最终确立和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这就是超人。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韦伯看到的问题更加深入。韦伯那篇著名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有一个段落曾被无数次地引用: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韦伯所说的“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须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我们出版了布莱恩的五本书:1955年的《朱迪斯·赫恩》,1958年的《牧神节》,1960年的《金杰·科菲的运气》,1963年的《来自地狱边缘的回答》,最后还有1966年的《冰激凌皇帝》。但为什么,有了这些良好开端,我们却没有继续出版他的其他书呢?好吧,由于我们在广告方面太过节俭,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可能会失去他。在电视孕育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之前,图书推广几乎完全依赖于评论(这个我们总是能获得的)以及在报纸上做广告。采访和公开露面很少见,而且只适用于本身就有新闻的人。对作者来说也一样,比如我们的作者阿兰·庞巴德,曾划着橡皮艇穿越大西洋,想要证明遇难的水手如果知道正确的做法,就能在海上存活。一个小说家,必须杀妻或出了类似的事情,才能获得书籍介绍之外的版面关注。所以当小说家觉得自己的书销量太少时,抱怨的总是广告不足。另一方面,出版商却知道,图书,即使是非常畅销的图书,所打的广告也几乎是无用的。就算这些广告真的能增加销量,增加的销量带来的收益也远远抵不上成本。但确实有两种广告是有意义的:第一种是在专业报纸上刊登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书预告,这有助于书商和图书馆员寻找信息;第二种是在大发行量的报纸上用整版打出某本书的显眼广告,前提是其作者已经非常著名。普通的广告,只是6英寸、8英寸或10英寸的一列(有时是双列,但通常是单列),里面还塞满各种其他书籍的简介……就我而言,我只需要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读过这样的广告(除了为检查印刷是否有问题之外),更不用说因这种广告买过任何东西?只有评论文章或有人热情地谈论某本书时才会激发我去买它,那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依然继续投放那些毫无意义或几乎毫无意义的广告(当然,会尽可能地少投放),只是为了让作者们高兴,向他们报告说“你的书在报纸A、B、C、D、E、F上都做了广告”,希望他们能对这个真实的陈述留下一个印象就好,不要来问我们:“同一个广告中...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在德里达看来,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同样陷入了西耶斯的恶性循环——他们缺乏签署的权威,他们的权威要到签署行动生效之后才得以生成。他认为,独立宣言的作者意识到这种权威匮乏的困境,所以才在“人民的名义”之外还诉诸更高的权威“以自然法的名义,和以上帝的名义”。据此,德里达将奠基看作是一个在正当性意义上暧味不清、悬而未决的时刻。
——刘擎《悬而未决的时刻》
一个棘手的事实就是,现代科学世界观的“真理”,虽然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演示并在技术上得到证明,但无法再让自身表达为普通的言说或思想。……我们大概永远都无法理解,即无法思考和谈论我们仍然能够做的东西。……如果真的证明了知识(在现代意义上是“知道一如何”)与思想已经永远分道扬镳,那么我们确实变成了无助的奴隶,不仅是我们机器的奴隶,而且是我们的“知道一如何”的奴隶,变成了无思想的生物,受任何一个技术上可能的玩意儿的操纵,哪怕它会置人于死地。p前言2-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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