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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伴，老来伴，现在我对老来伴有了更深的体会——就是彼此被“枷”住了，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有的是男的被女的“枷”，有的是女的被男的“枷”住。这“枷”没有任何人强迫你戴上，它很文明，出自心甘情愿。多大的负担，多大的痛苦，也愿像蜗牛背着它的重壳，沉滞地向前爬。
——
杨本芬
浮木
2026-09-16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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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的代价就是——失控。
——凯文·凯利《失控》
我的一个朋友之所以走上人类学的学习道路，就始于她对“洪水”传说产生的极大好奇：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都有着“大洪水”的传说，除了《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和鸽子的故事，在美素不达米亚、希腊、印度、中国、玛雅等文明中，都有洪水灭世的传说。随着世界各地重新认识他们过去的文化和传说，大家发现这个“大洪水”传说竟然在世界各地都有流传。而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远不像今天这样容易和频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呢？
——陈果《好的孤独》
孤独不是人类刻意的自我培养、自我要求、自我改造，不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是自然最古老的真相，是万物最原始的本来面目。人在离开母体之后，一直是孤独的，我们的皮肤隔开了我们与外界，我们孤单地蜷缩在自我的皮囊之中。传说中神是孤独的，正因为如此，他造出了人来和自己做伴；真理是孤独的，正因为如此，能与之亲近的人永远只是极少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热闹的地球是孤独的，在广袤的宇宙中，它不过是一个孤独的蓝色的小点，淹没在无边的静默之中。
——陈果《好的孤独》
学友：对物质的追求和改善生活条件是人工作劳动的动力，有一种自下而上的意味。在资本主义没有出现之前，人也是在通过劳动换取生存资源，而且人的平均寿命和幸福指数并没有比现在更高。很难说服我相信现在的劳作辛苦就是异化的、与人性对立的。我们的祖先通过劳动和改造世界换取生存资源，也不是因为享受劳动而劳动的。这是否意味着，“异化”从来都存在呢？ 刘擎：你说得对，人类在前现代社会的劳动并不是“为享受劳动而劳动”，因此也存在普遍的异化。但指出这一点并没有构成对马尔库塞的反驳，因为他的观点并不是“过去好、现在坏”。他的问题意识在于：当人类已经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技术文明进步之后，为什幺人们还无法摆脱（始终没有减少）劳动的异化状态，而是陷入了一种新的异化形态？ 就你的提问方式而言，问题在于对“生存资源”这个概念的理解。 如果尝试模拟一场你与马尔库塞之间的辩论，可能会是这样的： 什幺是“生存资源”呢？马尔库塞可能会说：真正的温饱和居住需要，是真实的物质需求，可以被视为“生存资源”。但（比如）几百种品牌的化妆品也是“生存资源”吗？ 你可以争辩说，化妆品是“生存资源”啊，因为人类对“生存基本水平”的理解是不断上升的。 但他会反驳说，你误用了“生存”这个词。几百种品牌的化妆品并不是人们“真实的需求”，而是由资本逻辑驱动的、通过广告等手段植入人们意识的“虚假需求”。 你可能回应说：“真实”还是“虚假”凭什幺由你说了算？难道不是应该由消费者自己说了算吗？ …… 这个辩论还可以持续很久。“你”与“马尔库塞”之间的争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它也不会草草了断，决出一名“胜利者”。 我们也可以再想一想：凡是自己感到的需求就都是真实需求吗？我们自身的...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说“面对中国模式的历史终结论”是福山的问题，那幺我们的问题是“面对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如果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更加完善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竞争选举、议会与多党政治以及分权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共同富裕、自由和谐、平等公正的社会能够发展既承传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文化精华的精神文明，那幺，中国模式就不是一个过渡期的“转型模式”，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模式”（到那时候，历史终结论自然会进入历史博物馆，而福山及其信徒或许也会心悦诚服地向中国致敬。毕竟，在福山的笔下“最后之人时代”的来临也不是多幺值得庆贺的前景）。但在此之前，历史还在展开，竞争仍在继续。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信奉者来说，历史终结论是一个信念，也是一个赌注；而对中国独特道路的捍卫者来说，它不只是一个论敌，也是一桩尚未了却的心事。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着。秩序对人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与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城市的十字路口说明了这一点。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以及将街道切割成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而且来与去各在大路的两端。所有这些代表了文明的秩序，这秩序的建立是为了杜绝车祸，可是车祸经常在十字路口出现，于是秩序经常全面崩溃。交通阻塞以后几百辆车将组成一个混乱的场面。这场面告诉我们，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因此我们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实可信。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
最后，我就来和你分享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重要启发。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那么，文明究竟使我们的什么东西变得温文尔雅了呢？文明只是在人身上培养出了丰富复杂的感觉而已……断无其他什么。而通过这感觉的丰富复杂的发展，人甚至会进化到从鲜血中寻找享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艾希曼不止一次说，他的组织天赋、他的部门对辙离和遣送的，实际是在帮助他的受害者，让他们好过些。他辩称，假如这非做不可，那么最好是在良好的秩序下进行。审判期间没有人，就连辩护团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条陈述。这句话显然包含着跟他说自己通过”强制移民”教过千万条犹太人的命是同等的愚蠢和顽固。然而，看到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人们却开始思考和怀疑。在这里，一切同样乱七八糟，但跟丹麦有所不同———那里的盖世太保都开始违抗柏林的命令；在罗马尼亚，连党卫军也目瞪口呆，有时甚至为这种大规模的、古老的自发式机制的恐怖所震慑；他们经常插上一手，把犹太人从赤裸裸的屠刀下救出来，好让屠杀可以———按他们的说法———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进行。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老来伴，老来伴，现在我对老来伴有了更深的体会 就是彼此被“枷”住了，躲无可躲，逃无可逃。有的是男的被女的“枷”住，有的是女的被男的“枷”住。这“枷”没有任何人强迫你戴上，它很文明，出自心甘情愿。多大的负担，多大的痛苦，也愿像蜗牛背着它的重壳，沉滞地向前爬。
——杨本芬《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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