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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如此，大事业亦如此。你若是无限凑近细看，自然会看到诸多混乱、诸多逆流、诸多无法理解的荒唐事，但不能因为这些瑕疵，而否定大势之所趋。且看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还有日本的倒幕维新，考究细处，哪一家不是浊流滚滚；但考究大势，哪一家不是蒸蒸日上？革命从来不是几个圣人搞起来的，它总是泥沙俱下，却也鱼龙混杂。譬若大江东去，须观其大势可也。若只因为这些小事就灰心丧气，岂不成了盲人摸象，不见全体了？
——
马伯庸
大医·破晓篇
2026-09-21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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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就是这样，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好的一方。
——藤子·F·不二雄《哆啦A梦》
对于本性阴险的海洋来讲，人类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对他的挑衅，所招致的也无疑是毁灭。
——梅尔维尔《白鲸》
人们跟孩子差不多，你要是对他们宠爱，他们就会调皮不已。所以，我们不能纵容每个人，或是对其都宽宏大量。一般来说，你不把钱借给某人不会使一个朋友丧失，你把钱借给他反倒有可能失去这个朋友。同样地，我们会由于举止有些高傲和粗心，立刻就使朋友与自己疏远，可要是我们对人极为和蔼殷勤，对方就常会变得傲慢而令人难以忍受，终致分手
——奥格·曼狄诺《羊皮卷》
诸葛亮又教他的儿子，“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八个字。我们一个人总要有个志，这是中国人最慎重提出来讲的。从孔子开始讲起，直到清朝末年，都在讲做人先要立志。现在我们不讲了。所谓立志，要做第一等的事，第等的人。即在乱世，亦有第一等事，第一等人可做。最简单说，我们不一定非要做一成功的人，可是我们绝不能做一失败的人。居乱世，更应这样想。失败尤其重要的是在人格上，人格上失败了，中国人就说他不是人。西方人讲人格是法律上的名词，中国人是指德性上说的。澹泊明志，此志亦指人格言。澹泊最简单讲，就是不要在物质功利事业名位上有多要求。
——钱穆《人生十论》
“妇人之仁”为二十世纪的残酷战争捡骨。
——张怡微《新腔》
从佛学的角度来说，对于“执着”，有一个最核心的判断方法，就是你对一件事的结果产生了一种“非它不可”的思维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录这个播客，如果是以KPI为导向的那就叫“执着”。但如果当下我们都在很认真地聊天，完全地参与到话题中，那这个过程就是正常发生的，有这样的因缘，至于它的结果显现为如何，那是由它自然成就的。假如你在这之前就对这个结果有很强的预判或期待的话，那就叫“执着”。比如当你最后发现这期播客的收听率不高，你很沮丧，那就说明你对它有预期。
——成庆《人生解忧》
“我要你为我杀宿仇，却不能要你变作忘记自己是谁的刀。你是个人啊，兰舟，不要忘记端州无拘束的日子，纪暮虽死，却不是因着你而死，是天如此，命难回！你从茶石天坑里出来，不是负罪而生，是他的生，是那四万军士的生！”
——唐酒卿《将进酒》
很多人不了解我，以为我爱出风头，但也有一小群人了解我、欣赏我、爱我，为什么我投合的人都是已婚的？这样的Salinar，我们无所不谈，谈家，谈Gerbert，谈生活，谈赚钱，谈理想。但是又如何，又如何？我不愿再去想这些，快乐的日子，伤哀的日子，构成我的哀乐半生。我深深地感激你们，如果不是我全家人对我的爱，我会有今天吗？我虽一无成就，一无事业，但是上帝给了我全世界人的“心”。这样地爱护我，婚姻已不是一件我惟一寻求的目的了，虽然全世界的人都在嫁娶，但我也许是个例外，苦的烦的来，快乐的刺激的温暖的也来。机会一过即不再来，我会抓住机会，以后可以改变，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我的心什么时候才甘甘心心地做一条没有游鱼的小河，静静地守着两岸不变的草木，过一生平淡的日子。我想那才是最不容易的功课，我要改的地方还是很多很多。我内心太骄傲了，不好。
——三毛《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
刘德一死，河间的儒生集团很快就消散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明他在儒生中地位过高，是刘彻比较在意的焦点。但刘彻没办法改变的，是河间献王刘德在后世儒生眼里的形象。他刻意不想刘德有和自己对比的可能，儒生却不约而同都爱拿两人做比较。当然，在儒生的心目中，刘彻是假崇儒，儒生不过是其手中的工具，而刘德是真崇儒，儒业是其内心所信奉追求的大道。在这样的标准下，自然刘德更容易占道德上风。比如司马光就很大胆地畅想过：“当初景帝假如按照年龄排序，真的传位给献王，一定可以省去祭祀求仙、宫观巡游这些铺张浪费，百姓可以免掉很多战争劳役之苦，民间风俗变得更崇仁尚义，重新回到先哲往圣的太平盛世，其时代必然远远超过文景之治。”
——戴波《有为》
实际上，从世界的角度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ー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 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 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69-70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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