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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即兴表演,还是事后追认,蒙古人显然觉得,自己对金朝的战争具有正义性,是天神护佑下的复仇之战。 的确,金朝不仅年年派兵来草原“灭丁”,还残忍杀害了成吉思汗族曾祖俺巴孩和伯祖斡勤巴儿合黑,与蒙古诸部结下了世仇。早在金章宗时代,窥视北朝动静的南宋人就知道,女真“与鞑为仇”。62 不过,对成吉思汗这番话,似乎也不必过于当真。 明朝杀的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生父,努尔哈赤可能真的是以“遗甲十三副”含恨起兵。不过,他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宣战,已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其间这三十多年,努尔哈赤佯装恭顺,接受了明朝指挥使的职位,还多次入京进贡。羽翼未丰之时隐忍不发,伺机而动,自是枭雄本色。成吉思汗也是一样。当年,他投奔王汗,亟须积累政治资本和壮大实力。他从金章宗的宰相完颜襄手里接过“诸糺统领”的官职时,可一个字都没提到俺巴孩。 成吉思汗幼年丧父,一家孤儿寡母长期被族人遗弃和孤立。对那两个先祖,他未必有几分真感情。他需要的是一个掷地有声,能激起同仇敌忾的名字,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名分,一把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 第2个结果,共3个》 X

句子的出处/作者
耶路撒冷的被动属人管辖原则,以P.N.德罗斯特在《国家犯罪》(Crime of State ,1959)中提出的学术观点为依据,即在某些情况下,“被害者的祖国的法庭可以拥有审判案件的资格”;遗憾的是,这意味着可以由政府代表受害者提起刑事诉讼,即是说受害者有权进行报复。这事实上就是控方的立场。豪斯纳先生以下面的话开始作开庭陈词:“我现在站在以色列的法官面前。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里。在这一时刻,有六百万起诉者同我一起站在这里。然而他们再也无法提出控诉。他们无法用手指逼向那个玻璃间,无法朝坐在里面的那个人大声疾呼:‘我要控诉!’……他们用鲜血泣诉,他们已经发不出声音。因此,我要成为他们的嘴:我要以他们的名义提出这骇人的控诉。”凭借此番辞令,公诉方倒是为审判质疑者的主要观点提供了支持,即开庭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依然是为了满足受害者的复仇欲,或者,复仇权。在刑事诉讼中,即使受害者宁愿选择宽恕或忘记,也必须强制启动。刑事诉讼所依据的法律,其“本质”是——正如特尔福德·泰勒在《纽约时代杂志》上所说的——“犯罪的对象不仅是受害者,而且首先是共同体,因为罪行触犯了这个共同体的法律”。将作恶者绳之以法,原因在于其行为扰乱或严重损害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这有别于民事案件。在民事案件中,伤害涉及的是个体利益,后者有权要求赔偿。刑事案件中的赔偿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要求进行“赔偿”的是政治实体本身,是普遍的公共秩序遭破坏失灵,因而必须得到修复。换言之,刑事案件首先事关法律,而非原告。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只有在人们如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以致行动的潜能始终在场的地方,权力才与他们同在。因而城市的建立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作为城市国家,它始终为所有西方政治组织提供了典范。在行动转瞬即逝后还能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今天称为“组织”),同时又通过持续的共同生活而保持活力的东西,就是权力。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把自己孤立起来和放弃了这种共处,就是放弃了权力和选择了无能,无论他的体力有多大,他的理性有多管用。如果权力不只是这种在共处中存在的潜能,如果它能像体力一样为个人拥有,像强力一样应用,并且不依赖众多意志和愿望之间不可靠的、暂时的联盟,那么人就可以变得无所不能。因为权力像行动一样是无限的,它不像体力那样受人的本性和人的身体存在的物理限制,他人的存在是它唯一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偶然的,因为人的权力首先相应于开始谈到的复数性条件。出于同样的原因,权力可以被分割而不受削弱,而且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甚至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权力,只要这个相互作用的模式有活力而不陷于僵死状态的话。相反,体力是不可分割的,他人的在场反倒会制约它,多数人的相互作用对个人的力量造成明确的限制,不仅使它保持在有限范围内,而且被多数人的潜在权力所控制。把制造产品所必需的体力等同于行动所必需的权力,只有对于一神的非凡属性来说才是可想象的。所以在多神教中,无所不能从来不是诸神的属性,不管神在力量上如何高于人。相反,对无所不能的渴望,除了乌托邦式的僭妄(hubris)外,总是意味着对复数性的破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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