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南边的野狐岭,是一道东西走向、蜿蜒五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石头山脉。后来元朝人用“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它的险峻(周伯琦《野狐岭》)。往来使节行旅,如有幸北上途经野狐岭,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翻过这座山,便骤然闯进了另一方世界,四处散落着游牧民的白色帐篷和毡车,羊马成群。前往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伫立在野狐岭上极目北望,只见满眼“寒沙衰草”,不禁感叹:“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不过,北方南下的骑士,如在同一地方驻马俯瞰,肯定有另一番感叹:自野狐岭向南,便是利于铁骑驰骋的一马平川。因此,野狐岭有一个更具史诗色彩的名字一扼胡岭。这道天险横亘在南北农牧的自然分界线上,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借此将那群纵马咆哮的“胡人”阻拦在温润惬意的农耕文明之外。大安三年九月,在连失三州之地后,奉命在野狐岭一线布防,阻击蒙古军继续南下的金朝军队,浑然不觉他们正处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如此关键的地理坐标之上。对于此后野狐岭发生的那场大战,金朝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概因为卫绍王一朝“政乱于内,兵败于外”,他自己“身死国蹙,记注亡失”,所以史料大多散佚。遗憾的是,胜利一方蒙古人的记载同样简单,再加上个别与双方记载都龃龉的南宋传闻之辞,使得野狐岭之战的真相十分模糊。据元朝和南宋的史料记载,在野狐岭阻击成吉思汗军的金朝军队,数量高达四十万到五十万,显然是夸张了。但是,这肯定是一支大军。金军指挥官是“招讨”九斤(纥石烈执中)和“监军”蒲鲜万奴,二人只听从皇帝的直接调度。前锋是一名叫作定薛的武将,而撤到宣平的完颜承裕,在后方充当预备队。) 列阵之后,双方都未轻举妄动,而是互相试探了一番。金朝派去见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明安,转身就投靠了蒙古。蒙古派出侦察的西夏人察罕,却留意到金军的骑兵“马足轻动,不足畏也”。看来,这支金军人数虽多,却...
——冯梦龙《醒世恒言》
——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