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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现代已经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劳动的赞5美，并导致整个社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劳动者社会。从而这个愿望就像神话故事中的愿望一样，在它实现的那一刻就自我挫败了。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社会，并且这个社会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值得它去为之争取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个社会是平等主义的社会，因为人们以劳动的方式共同生活，在这里没有阶级留下来，没有一种带有政治或精神性的贵族留下来，让人的其他能力可以得到保存和更新。甚至总统、国王和总理都把他们的职位看成社会生活必需的一项工作。在知识分子当中，只有弧独的个人把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当成一项创作，而非一项谋生活动。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劳动是留给他们的唯一活动。确实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了。p前言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基督教对生命神圣性的重视倾向于抹除古代在积极生活内部作的区分；倾向于把劳动、工作和行动视为同等地受制于现世生活必然性约束的活动。同时，它也帮助劳动一即任何对于维持生物过程来说必需的活动一摆脱了古代对它的部分轻视。在古代，奴隶受到蔑视是因为奴隶只服务于生命必需性，而且奴隶为了活着甘愿付出一切代价，从而被置于主人的强制之下，但在基督教时代，这种对奴隶的古老蔑视就不可能保持下去了。人们不再跟柏拉图一道鄙视宁愿服从主人也不愿意自杀的奴隶，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活着都是一种神圣的责任，自杀被认为比谋杀更糟。被拒绝给予一个基督教葬礼的不是谋杀者，而是自行结束自己生命的人。P248-24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不消说，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现代人已经丧失了他的各种能力，或处在丧失各种能力的边缘。关于这个“社会动物”，无论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人们都在坚持不懈地创作、制造和建构，虽然这些能力越来越只限于艺术家，以至于伴随这些能力的世界性经验，越来越逃避了普通人的经验范围。[87]P254[87]“非客观艺术”代替物的再现当然并未改变艺术家内在的世界性；误以为“非客观性”就是主观性，在那里艺术家被要求“表达他自己”、他的主观感情，是外行人而非艺术家的标志。艺术家，不管是画家、雕刻家、诗人或音乐家，都生产着世界对象，从而无论如何，他的对象化与很成问题的、完全非艺术的表达实践毫无共同之处。表现主义艺术是语词上的矛盾，而抽象艺术不是。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思想本身在它“根据结果计算”时就变成了大脑的一种功能，结果人们发现电子工具要比他们自己能更好地履行这些功能。行动在不久前还一直被理解为纯粹的制作和制造，而制作本来具有世界性，并且内在地不关心生命，但现在也被看作仅仅是劳动的另一种形式，一种生命过程的更复杂但并不更神秘的功能。P252-25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奴隶状态的这种双重 “不幸”几平与奴隶实际的主观幸福无关，因此，一个贫穷的自由人宁愿选择每日变化的劳动市场上的不稳定状态，也不愿选择有规律的稳定工作，因为后者限制了他每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就已然让他感到受奴役了，他宁愿要更严酷、更痛苦的劳动，也不愿过许多家庭奴隶的轻松日子。[20]32……自由意味着不受制于生命必然性或他人的命令，亦不命令他人。意味着既不统治人也不被人统治。[2]因此，自由不存在于家庭领域之内，对于家长，即家庭的统治者来说，他是自由的，仅仅在于他有权力离开家庭和进人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中所有人都是平等者。……这种政治领域的平等……以“不平等者”的存在为前提。P2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今天把私密性（intimacy）空间称为私人的，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罗马晚期（尽管几乎无法追溯到古希腊的任何时期），但是这种私密空间的异彩纷呈的确不为前现代以前的任何时代所知。这不仅仅是一个强调的重心转移了的问题。在古代人的感情中，“隐私”（privacy）这个词本身所指示的否定性质更为重要，它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被剥夺了什么东西，甚至被剥夺了人的能力中最高级的、最属人的那部分的状态。一个人过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或者像野蛮人一样有意选择不建立这样一个领域，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当我们用“隐私”一词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剥夺，这部分是由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私人空间变得异常丰富；不过似乎更为重要的是，准确说来，与其说现代的隐私与政治领域相对，不如说与社会领域相对（古代人不知道社会领域，对他们来说社会领域的内容就是私人事务）。P2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让雅克·卢梭是第一个阐述亲密关系的探索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这方面的第一位理论家，他也许是唯一一个人们常常只呼其姓就引述他的伟大作家。他得出他的发现不是通过反抗国家压迫，而是通过反抗社会对人的心灵无法忍受的扭曲，反抗社会对一个最内在领域的侵扰，而直到那以前这个最内在领域还不需要特殊保护。心灵的私密空间不像私人家庭，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客观有形的场所，它要与之抗争和捍卫自身权利的社会，也不像公共领域一样确实存在于某处。对卢梭而言，亲密关系和社会性都不过是人存在的主观方式，因此在他那里，似乎是让-雅克在反抗一个叫卢梭的人。现代的个人及其无休止的内心冲突，他既无法适应社会又无法完全脱离社会，他不断变化的情绪和他情感生活的极端主观性，都来自心灵的这种反叛。卢梭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发现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卢梭本人的本真性是多么可疑。从18世纪中期直到19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间，诗歌和音乐得到了繁荣发展，伴随着小说这个唯一全面社会性的艺术形式的兴起，同时发生的则是所有更为公共性的艺术，特别是建筑的衰落，充分证明了社会性与私密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P2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劳动，在最原始的生物学意义上总是和生命过程相联系，数千年来一直被限制在生命过程的循环往复中，停滞不前。而当它被允许达到公共性的地位时，也丝毫没有削弱它作为一种过程的特征P30-3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另外，既然对食物的需求在生命过程本身中有无可辩驳的现实基础，那么显然，纯粹主观性的饥饿折磨要比“虚荣”（霍布斯以之来称呼对公众赞赏的需要）更为真实。可是，即使饥饿之类的需求出于同情的奇迹而被他人分担，其脆弱的程度也不足以使它们建立起任何一个类似共同世界那样稳固和持久的东西。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现代世界缺乏对诗和哲学的公众赞赏，而是这种赞赏不足以构成一个让事物免于时间的毁灭的空间。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公众赞赏空洞地、每天以越来越大的数量被消费着，以至于货币酬劳这个最空虚的东西反而显得更为“客观”和真实。P37-3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来自于这个事实海辉人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相比最串富最舒适的家庭生活所能提供的也只是有固定位置和视角的附队立场的延伸或复制私生活的主观立场可以在一个家庭中延伸成复制色甚至能强大到让公共领减也感受到它的影响，但是这种家庭叶世界块不会取代由个对象是现在多数观众面前，而从这所有角度的总，和用生出来的实在性。果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角度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中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P3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数学变成了现代的领导科学，数学地位的这一提升与柏拉图没什么关系。柏拉图认为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高贵的科学，仅次于哲学，并且认为任何人如果不首先熟悉关于理想形式的数学世界，就不能被允许接近哲学。因为在他看来，数学（即几何学）是进入理念天空的恰当阶梯，在理念天空中，单纯的形象（eidola）、阴影和可朽的物质都不再能干预永恒存在者的显现；在那里，现象得到了拯救（sozein ta phainomena），人类的感觉有死性以及可朽的物质材料都得到了净化。不过数学和理念形式并不是理智的产物，而是像感觉材料给予人的感觉器官一样，给予心灵的眼睛的。只有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才能看到对肉体的眼睛以及大多数未经训练的头脑隐藏起来的真实存在，或在其真实显现中的存在。随着现代性的兴起，数学不是简单地扩大它的内容或达到无限性，以应用于无限辽阔、无限增长和扩张的宇宙，而是不再和现象发生任何关系。它不再是哲学的开端，不再是大写的存在者在其真实显现中的“科学”，而变成了人类心智结构的科学。……现在，现象之所以能被拯救，仅在于它们能够被还原为一种数学秩序，而且这种数学运算并不是通过把人的思想引向在给定的感觉材料中显现的理想尺度，来揭示真实存在，而是相反，把这些材料还原为人类心灵的尺度……P211，P21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古老定义获得了一种可怕的精确性：在人丧失了共同感（由于它，人的五种动物性感觉才与一个对所有人共同的世界相应）之后，人类确实变成了能够推理，“根据结果计算”的动物。P22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似乎就陷入了一种可以作如下表述的恶性循环：科学家制定了他们的假设来安排实验，然后用实验来证实他们的假设，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显然是在和一个假设的自然打交道。换言之，实验世界似乎总能成为一种人造现实，虽然这也许大大增强了人们制造、行动，乃至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以致远远超出了先前时代的人们敢于梦想，甚至空想的程度，但不幸的是人们再一次（甚至更强硬地）被投入了他自己心灵的牢狱，陷入了他自己创造的模式内。在他向往先前所有时代能够取得的东西，即经历他自己不可能拥有的现实之时，正是他发现自然和宇宙都“逃避了他”之时。而且他发现，一个根据自然在实验中的行为所理解的、并与技术上可转化为现实操作的原则相符合的宇宙，实际上缺乏任何可能的表象。这里，新的东西不是那些虽存在我们却不能对之形成一种印象的东西一那类“东西”是人们早就知道的，比如“灵魂”就是其中一个一而是我们看到和再现的物质事物，我们用它们来衡量非物质事物，否则对于后者我们就不能形成任何印象，从而是“不可想象的”。随着感觉所予的世界的消失，超验世界也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在概念和思想上超越物质世界的可能性。因而，新宇宙“不仅实践上无法接近，而且甚至无法思考”就毫不令人惊讶，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思考它，都是错的；它或许不像‘三角形的圆'那样无意义，但肯定比‘长翅膀的狮子’更无意义”[54]。P22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为了理解推动这一倒转的动机是多么强有力，我们首先要摆脱一个流行的偏见，就是由于现代科学的广泛应用，就把现代科学的发展归因于一种实用的要求提高和改善人在地球上的生活状况。历史记载的事实表明，现代技术不是起源于人类为了减轻劳动和建造人造物品的双重目的而设计的那些工具，而只起源于纯粹非实用的、对无用之知的寻求。从而作为最早的现代器具之一的钟表，不是为了实际生活的目的发明的，而纯粹是为了高度“理论的”目的发明的——为了进行某些与自然有关的实验。当然，一旦这个发明的实用性被昭示出来，就整个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节奏和形态；但是从发明者的角度上说，它的实际应用只是一个偶然结果。假如我们不得不依赖人的所谓实用本能，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技术；而且今天，即使已经存在的技术发明带来的动力有可能推动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如果我们一味让自己相信，人首先是一个实用的存在者的话，则我们被技术所规定的世界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更不要提进一步的发展了。P22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这一倒转的激进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另一种倒转所掩盖了，后者自柏拉图以来一直被视为西方思想的特征并主导了西方思想史。任何对照古希腊历史读过柏拉图《国家篇》中“洞穴寓言”的人都会意识到，柏拉图所要求的哲学家的转身（periagoge），实际上是对荷马的世界秩序的倒转。因为处在洞穴的地下世界里的，不是在荷马的冥府那里的死后生活，而是尘世的普通生活；灵魂不是身体的影子，而身体是灵魂的影子，荷马用无感觉的、幽灵般的运动来描述死后灵魂的无生命存在，现在它们被用来描述人的麻木、无意识的行为，因为这些人没有离开人类生活的洞穴，去观看过天上可见的永恒理念。[58][58]特别是柏拉图在“洞穴”故事中用的词eidolon（魂影）和skia（影像），使整个故事读起来像是一种对荷马的颠覆和回应，因为这些也是荷马在《奥德赛》中描述地狱时所用的关键词。P23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哲学家要么变成认识论者，关注一种科学家不需要的关于科学整体的理论；要么变成黑格尔确实希望他们成为的一时代精神的喉舌，时代的普遍情绪透过哲学的清晰概念而得到表达的传声筒。无论是关注自然还是关注历史，哲学家都在试图理解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的事情，并试图与之和解。显然，哲学比人类事业的其他领域都更多地遭受了现代性的磨难；很难说它的磨难是更多的来自这个几乎自动崛起的，其地位完全出人意料地上升到前所未有之高度的活动，还是更多的来自传统真理的丧失，即作为我们整个传统基础的真理概念的丧失。P23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68]Henri Bergson，Evolution creatrice（1948），p.157。对伯格森在现代哲学的地位的分析会让我们离题太远。不过他坚持技艺人高于理智人，并把制作当成人类理智的起源，以及他强调生命和理智的对立，这些观点都很有启发性。伯格森哲学可以作为一个个案研究来读，它体现出现代初期的制造相对来说高于思考的信念，是如何被一个更晚近的信念——生命绝对高于一切——所代替和消解的。正因为伯格森本人仍然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他才会对劳动理论在法国的创始产生如此关键的影响。不仅爱德华·伯斯（EdouardBerth）和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的早期著作，而且蒂利希（Adriano Tilgher）的Homo faber（l929）中的术语都主要来源于伯格森，对于朱勒·维叶明（Jules Vuillemin）的L'Etre et le travail（1949）来说也是如此，虽然维叶明像当今几乎所有法国作家一样，首先用黑格尔的术语思考。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我们在苏格拉底学派那里发现了对沉思的最早描述，从历史上看，沉思至少有双重来源。一方面，它与柏拉图的一个著名论断有着鲜明而一贯的关系，这个论断也被亚里士多德引用过，就是惊异（thaumazein），面对存在的奇迹而感到震撼的惊奇，是一切哲学的开端。[6]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柏拉图的论断直接来自苏格拉底传给他的弟子的一种体验（也许是最动人的一种）：他的目光一次次地被他的思想所占据，让他沉浸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中，以至于一连几个小时都一动不动。同样可信的是，这种被震撼的惊异在本质上是无言的，它的真实内容无法用言语传达出来。这一体验至少解释了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惊奇看作哲学的开端，而且都同意哲学的终点是某种无言状态，本质上无语的静观状态，尽管他们两人在许多关键之点上有分歧。理论（Theoria），实际上只是表示惊异的另一个词；哲学家最终达到的对真理的静观，就是他开始哲学时纯粹无言的惊奇。P23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76]现代生命哲学的最伟大代表是马克思、尼采和柏格森，就在于他们三个人都把生命等同于存在。而且他们借助于内省建立了这一等同关系，因为生命的确是人仅仅窥探自身就可以意识到的唯二“存在”。这三位哲学家和现代早期哲学家的区别在于，在他们这里，生命显得比意识更活跃、更富有生产性，而意识则与沉思和古老的真理概念有密切的联系。现代暂学的最后阶段可以最出色地描述为哲学家对哲学的反叛，一个从克尔凯郭尔开始，终结于存在主义的反叛。虽然这个反叛乍看之下是以强调行动来反对沉思，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些哲学家并不真是关心行动本身（我们这里先不提克尔凯郭尔和他无世界的、指向内心的行动）。尼采和柏格森都是根据制作来描述行动的——用技艺人来反对理智人，就像马克思根据制作来考虑行动，根据工作来描述劳动一样。但是他们最终的参照点不是工作和世界性，更不是行动，而是生命和生命的繁衍。P260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在行动和言说中，人们表明了他们是谁，主动揭示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身份，从而让自己显现在人类世界中，而他们物理身份的显现则不需要任何这类凭借自身独特形体和嗓音的活动。某人是“谁”（who）不同于他是“什么”（what），后者是他的品质、天赋、才能和缺点，对之他既可以显示也可以隐藏，而他是“谁”的彰显则蕴含在他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在彻底沉默或绝对不作为的情况下才能隐藏。但自我彰显作为刻意追求的目标却几乎是达不到的，一个人并不能像他可以拥有或舍弃他的品质一样，来拥有或舍弃他的“谁”。相反，很有可能这个如此明白无误地向他人显现的“谁”，对这个人自己却始终是隐藏的，就像希腊宗教中终身陪伴着每个人的守护神（daimon）一样，总是从背后注视着人，只有迎面与他相遇的人才看得到。……由于行动内在地具有彰显行动者的倾向，它的充分显现就有赖于我们曾经称为荣耀的光芒，而这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是可能的。P14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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